[内容提要] 《大学》统篇旨在阐释一种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内圣外王之道。《大学》把“修身”视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起点。《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道德修养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这两条道德修养原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关键词] 修身 三纲领 八条目 治国平天下

《大学》在早期儒家典籍中可称得上是一篇结构严谨、体系完整的作品，尽管历代学者对《大学》的作者及成书年代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大家认可的，那就是，历代学者都认定此书是儒家嫡传所著，是正宗的儒学作品，最能体现儒家的精神价值。《大学》作为儒家思想的经典作品，在借鉴和吸收孔孟荀思想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意识地建构了一套以“三刚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这套道德修养体系对中国未来思想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影响。

一．三纲领：对道德主体实践的指导

《大学》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修为之道进行了从内到外的总结，《大学》统篇所阐释的是一种修己治人之道，亦即儒家思想一以贯之的内圣外王之道。《大学》一开始便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把“修身”作为其整个道德修养体系的价值目标和根本目的，并且成为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出发点。具体说就是，《大学》明确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儒家道德修养思想原则，即“三纲领”说和“八条目”说，而“修身”正是《大学》“三纲八目”说的核心。这两条思想原则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纲领之一：明明德

《大学》一开篇就提出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在注释中把这三者称为“大学之纲领也。”所谓“三纲领”就是“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1] 很显然，后人认为这三点是理想人格实践的“纲领”可能是与朱熹对《大学》的重视与推崇相关联的，如果没有朱熹对《大学》的竭力推崇以及他在宋明理学上的权威性地位，“三纲领”学说就不会受到后人如此的重视。“三纲领”学说所要阐述的精神实质是和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人学思想一脉相承的，“明明德”重在“明德”，而“德”的思想在周初时便出现了，周人“明德慎罚”、“敬德保民”的观念深刻影响了后来儒学思想对“德”观念的认识，此时“德”是指先王圣哲的政治行为或高尚的个性品德。孔子和孟子也讲“德”，但“德”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治意义上的特征逐渐弱化而道德伦理意义上的比重则逐步加强。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民，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敬，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2] 从朱熹对“明德”的解释来看，有两点是应该值得注意的：一是“明德”的内涵是人本来所具有的，是一种先验的理解万事万物的内在的心理状态；二是由于“明德”被个人气质或人的欲望所迷惑，这样一来，“明明德”便成为道德主体通过学习、修为努力来恢复本性的过程，个体后天的活动都是为了能找回自我、寻求本来善良的内在特性，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孟子先验的“性善论”的影子。在《大学章句》里还有一段有关于“明德”的解释。“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9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康诰、大甲、帝典分别是从周书、商书、虞书等上古先王圣哲的典籍中概括出来的，显示出《大学》对早期儒家思想继承性的一面。这一段文字中我们要注意的是“自明”，这是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关键，实际上这也是朱熹所持的观点：人固有之善性被欲望所迷惑，所以要自己来解放自己，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自明”。“自明”就是说要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作用，通过积极的学习，最终达到恢复自我本性的目的，别人是无法代替你自己的，一切要靠你自己。做到“自明”的主导因素还是主体自身。这里强调了“德”这种伦理意义上的自我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意义。它由周初之“德”到孔子之“德”，再到《大学》之“明明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历程。在这一漫长的转变历程中，始终有一条以政治-伦理为思想的主线贯穿其中。 “三纲领”以简明扼要的语言表明了“明明德”的先验性，给试图接受儒学思想的人以正确而深刻的价值引导，甚至我们也可以说给群体或个体一个内心的道德规定，《大学》所要做的也是给人一种“明明德”的道德设定，要恢复人之本性，就要从儒学经典中、从儒家思想中去寻找，这就是《大学》的“明明德”所昭示于我们的基本思想倾向。

三纲领之二：新民

“三纲领”中的“新民”之“新”，旧版本作“亲民”，“亲”字有两解：一释为“爱”，“亲民”即为“爱民”；另一解为“新”，程子认为“亲，当作新”，[3] 那么，《大学》中的“新民”究为何意？为什么能够列入“三纲领”中？《大学》中有这样一段话：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做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4]《大学》在这里所表述的“新”代表的是一种“革新”的政治作为，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新者，革其旧之谓也。”[5] 朱熹在解释“作新民”时说：“鼓之舞之之谓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6] 鼓舞民众的志气，振奋民众的精神，称为“作新民”，在这里，《大学》所说的“作新民”是从政治角度来讲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朱熹还说：“言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7] 这是对“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解释。如果说“明明德”所注重的是对个体主观精神状态的一种规定或启发，那么“在新民”则涉及个体道德完善之后如何运用到群体的外用之道。由个体之善扩充至天下万民，这正是孟子由“修心”、“养性”到“仁政”思路的总结，《大学》在这里以一种更精炼的表达来说明这个原则的重要性。自春秋以来，“民本”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一股思潮，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无论是《管子》中提出的“以人为本”，还是《孟子》中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都是对民众力量的一种肯定，都是呼唤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大学》充分借鉴吸收了早期儒家这一优秀的思想成果，把“新民”作为其“三纲领”之一，使之成为是否达到理想人格境界的评判准则和道德修养纲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正是由于有“新民”这一纲领性的规定，才有“八条目”中“治国、平天下”的出现，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三纲领之三：止于至善

《大学》的第三条纲领是“止于至善”。 “止”在这里有追求真善美的理想境界，遵循某种道德准则的含义。它始终应保持或致力于“至善”方面的道德追求和修为。“至善”显然是指一种最高的道德目标和道德境界而言，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发展的最根本规律就体现为一种“至善”，实际上此处“至善”既有社会伦理意义上的道德含义，又有政治生活方面具体的行为规定，它所针对的对象既可以是一般道德个体或大多数“士”阶层，也可以是上层贵族或封建统治者，所以朱熹注解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8]“至善”的道德境界和准则当然是最高的，是“明明德”和“亲民”二纲领的最终发展归宿，也是对二者发展的目标要求，要求在实践中把“明明德”的内在修为和“新民”的外在事功这两方面的个体主动性行为都发挥到最高点。所以朱熹又说：“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9]“尽天理”、“绝私欲”正是朱熹理、欲之辩的核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政治势力的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