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启示，就是要以切合最高统治者的脾味，适时兜售，才可望进入主流话语圈、国策设计者的行列。其三，以儒家学者对原则的修正与完善来讲，有两点非常突出，一是对策的逆反方法，导致失败的启发，使对策者会从中总结出因势利导的原则；二是儒家忠诚理念的由批评校正主导转而为赞同致效取向，使对策者学会“情景对话”，即根据君王的意愿对策的方法。就两方面而论，前以孟子对梁惠王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导致的“王顾左右而言他”为典型；后以荀子以“以德覆君”为大忠，以“以德调君”为中忠，以“以是谏非”为下忠的“化”、“辅”胜于“怒之”为代表。（《荀子·臣道》）以董仲舒对孟、荀的高度关注，不会不在其中获得有效对策的灵感。 

三篇贤良对策，以武帝对国家兴亡问题的提问而肇始。对此，仲舒认为天人合一，天为政治行为的依据，但落实到政治行为层面，其一，“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强勉问道。而“道者，所骡适干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汉书·董仲舒列传》）在将治道的实际内涵儒家化之后，董仲舒便在政治哲学层面，强调伦理政治的修身治国原则，“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受命之符”、“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同上）同时，在制度安排的原则方面，强调以德教主导，“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同上）因此，君王的心性之正，关涉到政治运作的效果。其二，在具体措施上提出完成“教化大务”的方式，“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库序以化于邑”。（同上）其三，提出“更化”的政治哲学见解。“更化”从历史经验的层面讲，既起至秦的“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的历史教训；又与“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的当下体验相关。至于“更化”的内容，则为“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同上） 

汉武帝对仲舒首次对策的言论大感兴趣，进而提出“力本任贤”的方略的策问。董氏以权位的占有并非逸乐之事发语，再次强调秦政致亡、武王以治的基本原因，在于君王“上心所加”：用吏或是用贤。从而强调“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同上）提供一个“贤士所关，教化本源”的寄寓场所。 

仲舒的言政对策，又引出武帝对政治哲学的关注，期望有进一步的阐释。对此，董氏强调，“天人之征，古今之道”，而圣人行“天令”之命，质朴之性务必教化，人欲之情应予节制。于是，顺命、成性、防欲成为王者大本。就此而言，他申述了一条由“明天性”、到“自贵于物”、再到“知仁谊”、“重礼节”、归之干“安处善”的政治治理递进程式。 

董仲舒的三次对策，除了系统地向武帝推销伦理政治构想外，将更多的关注力放在政治治理的原则措施抉择上。从武帝的反应与仲舒的期望来看，是有相当距离的。仲舒以天的威慑性作为伦理政治的“护驾使”，试图由此在政治生活（同时也是伦理生活）领域，普遍推行“孔子之道”。但他的旨趣并不为武帝全面接受。首策的讨论，武帝仅对“更化”感兴趣。所以二策请专对“力本任贤”的政治举措策问。尽管三策又再次返于政治哲学主题，但明显武帝对“大一统”的兴致高干伦理政治的系统设计，这从武帝政策的具体实施上可以看出，此处不予论列。或许这注定了孔道原则起政治修饰作用而无法落实的命运。 

但是，就伦理政治理论建构的进程而言，董氏已可打上句号。原因在于，“务为治者”的伦理政治构想，在理论上由天做了合一式涵摄而达到伦理政治同构同化；在实践上从孔、孟、荀的官学疏离进至仲舒的国策咨询，并发生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