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能成立吗?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这本来是一个老话题了,可是迄今为止还远远不能说就已经解决了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始终是萦绕在国际学坛的一个大大的疑问,而国内学术界亦多有附和者”;这是一个“关涉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i] 这就严重了,严重到了要砸掉我们这些以研究中国哲学为职业的人的饭碗的地步! 
     
    一 
     
    我们当然是不同意这种论调的。何以见得?因为当人们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的提问本身就存在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哲学”概念,其实往往就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况且西方的哲学范式本身也不是那么单一的,而提问者所认同的往往只是西方的理智主义传统的哲学观念。然而这样的理解是远不足以概括“何谓哲学”这个问题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是一个西化派;但当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显然是肯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的。关于“何谓哲学”,胡适在该书中开宗明义便界定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ii] 哲学的定义之多难以记述,胡适的这个定义今天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根据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思想中当然是不乏“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的。但是,在“今天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这个问题上,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一种常见的情形就是以为:假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选出来,用现代哲学的理论系统的形式来叙述它们的内容,似乎这就是“中国哲学”了。所以冯友兰先生就说过:“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iii] 其实这仍然是一种“以西律中”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做“从根本上着想”?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按冯友兰的提法,“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iv] 这个“道理的道理”的说法却很别致,但也颇费猜详。是否“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便是说出“道理”,“从根本上着想”便是说出“道理的道理”?这仍然不能解释我们对“从根本上着想”的疑惑。不过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思想是来自西方新实在论的,按照这派哲学,“说出道理的道理”其实就是逻辑。[v] 可不是吗?讲任何道理,都得用逻辑这个道理。这当然未必符合胡适心里所想的“从根本上着想”的意思,胡适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被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这“求证”的途径却有两条,一条是经验证实,另一条就是逻辑证明。所以,把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提出来,似乎哲学的标准确实就是逻辑。   
     
    我们姑且承认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那么“中国哲学”还能不能成立?显然,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不是有逻辑性,是不是“合乎逻辑”的东西。无可否认,中国人自己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逻辑学那样的玩艺。但如果据此就断定中国古人的思想不合逻辑,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就等于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最早建立西方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人的思维是不合逻辑的。这显然很荒谬。打个比方,告子说过:“食、色,性也。”[vi] 吃和性都是人的本性。难道在没有出现食谱之前,人都不吃食物?在没有建立性医学以前,人都没有性生活?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思维是心(脑)固有的功能,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我们也可以说,思者,性也。而思维就有逻辑,因为所谓逻辑也就是思维的客观规律,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思维所固有的。而逻辑学不过是对思维规律的理论总结,而非人所固有的思维规律本身。因此,难道没有逻辑学就没有合乎逻辑的思维吗?如果说中国古人的著作没有逻辑,那么甭说外国人、甚至现代中国人也都不可能理解它们了。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其原因很简单,我们跟它们的作者有同样的思维逻辑。 
     
    二 
     
    更何况我们大可不必接受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因为今天的人一说到“逻辑”,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还是西方的逻辑学范式。我们可以对“从根本上着想”有我们自己的另外一种看法:这种“根本”的东西,其实就是中国所谓“形而上者”。所以,通过对“形而上学”这个短语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对更高层级的中、西哲学的共通本质有所把握。 
     
    “形而上学”本来是地道的中国货,出自《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用它来翻译西方最根本的哲学,是再精确不过的了。中国哲学就是研究那形而上的“道”的。那么,什么是“形而上者”?“形而上学”是对Metaphysics的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把他关于“第一哲学”的著作编在一起,名为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亦即编在自然科学著作之后。显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看来,“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可以把哲学跟科学相比较而加以理解。 
     
    通常认为,“形而上”指无形之道(抽象道理、规律、本质),“形而下”指有形之器(具体器具、事物、现象)。例如孔颖达讲:“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vii] 这样说来,科学研究的是有形的东西,而哲学研究的则是无形的东西。其实这是不对的,科学同样要研究无形的东西,哲学同样要研究有形的东西。这里“形”是一个中介,形上、形下都要从“形”开始,由有形而至于无形,亦即由具体(事物)而至于抽象(道理),科学、哲学莫不如此。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无形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形而下学”(科学)都要寻求无形之“理”,而且都要由“形”出发,由“形”而后“上”,由“形”而后“下”。 
     
    所以,哲学与科学之区别不在对象上,而在“理路”上:一个是“往上说”,一个是“往下说”。这是“真理”在向度层次上的区别:科学所知之理,是往下说;哲学所知之理,是往上说。这“上”与“下”的区别,我们可以拿科学的“公理”(axiom)来作为一条中间的基线。对于科学来说,经验的归纳层层提升,但始终在公理以下;逻辑的演绎级级下推,当然更始终在公理以下;而对公理本身以及公理以上,科学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哲学则不然,它恰恰要从公理往上说,也就是说,它就是要追问公理本身。举例来说,科学研究这个客观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它不问的,这是作为科学的前提的“存在公理”;然而哲学却要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在?何以在?我们知道,康德就是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不可知的、只是作为逻辑假设的“物自身”。再如,科学和哲学都研究所谓“人性”,但是它们的理路截然不同:科学只是解决人性 “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然”;而哲学则更进一步解决人性“何以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所以然”。比如《中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天命之谓性。”所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科学的规律就是“道理”,公理就是“道理的道理”;科学追寻规律就是“说出道理”,哲学追问公理就是“说出道理的道理”。 
     
    当年张东荪说得好:“我以为科学好像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皮叶长大起来,自然一天一天肥厚了。而哲学则是对于已成的芭蕉来一层一层剥下来。所以科学是顺进的,而哲学是逆进的。科学是经验的堆积与知识的开拓,而哲学则由开拓而逆探其原始,由堆积而返窥其起点。”,“即以科学的假定而为向后退的返省……这种剥蕉是愈剥愈赤裸,愈赤裸则愈直接”。[viii] 这也就是“从根本上着想”了。这使我们想起老子的话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科学便是“为学”,哲学则是“为道”。中国哲学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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