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来是一个老话题了，可是迄今为止还远远不能说就已经解决了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始终是萦绕在国际学坛的一个大大的疑问，而国内学术界亦多有附和者”；这是一个“关涉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i] 这就严重了，严重到了要砸掉我们这些以研究中国哲学为职业的人的饭碗的地步！ 
     
    一 
     
    我们当然是不同意这种论调的。何以见得？因为当人们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的提问本身就存在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哲学”概念，其实往往就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况且西方的哲学范式本身也不是那么单一的，而提问者所认同的往往只是西方的理智主义传统的哲学观念。然而这样的理解是远不足以概括“何谓哲学”这个问题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是一个西化派；但当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显然是肯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的。关于“何谓哲学”，胡适在该书中开宗明义便界定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ii] 哲学的定义之多难以记述，胡适的这个定义今天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根据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思想中当然是不乏“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的。但是，在“今天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这个问题上，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一种常见的情形就是以为：假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选出来，用现代哲学的理论系统的形式来叙述它们的内容，似乎这就是“中国哲学”了。所以冯友兰先生就说过：“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iii] 其实这仍然是一种“以西律中”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做“从根本上着想”？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按冯友兰的提法，“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iv] 这个“道理的道理”的说法却很别致，但也颇费猜详。是否“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便是说出“道理”，“从根本上着想”便是说出“道理的道理”？这仍然不能解释我们对“从根本上着想”的疑惑。不过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思想是来自西方新实在论的，按照这派哲学，“说出道理的道理”其实就是逻辑。[v] 可不是吗？讲任何道理，都得用逻辑这个道理。这当然未必符合胡适心里所想的“从根本上着想”的意思，胡适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被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这“求证”的途径却有两条，一条是经验证实，另一条就是逻辑证明。所以，把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提出来，似乎哲学的标准确实就是逻辑。   
     
    我们姑且承认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那么“中国哲学”还能不能成立？显然，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不是有逻辑性，是不是“合乎逻辑”的东西。无可否认，中国人自己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逻辑学那样的玩艺。但如果据此就断定中国古人的思想不合逻辑，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就等于说，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在最早建立西方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人的思维是不合逻辑的。这显然很荒谬。打个比方，告子说过：“食、色，性也。”[vi] 吃和性都是人的本性。难道在没有出现食谱之前，人都不吃食物？在没有建立性医学以前，人都没有性生活？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思维是心（脑）固有的功能，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我们也可以说，思者，性也。而思维就有逻辑，因为所谓逻辑也就是思维的客观规律，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思维所固有的。而逻辑学不过是对思维规律的理论总结，而非人所固有的思维规律本身。因此，难道没有逻辑学就没有合乎逻辑的思维吗？如果说中国古人的著作没有逻辑，那么甭说外国人、甚至现代中国人也都不可能理解它们了。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其原因很简单，我们跟它们的作者有同样的思维逻辑。 
     
    二 
     
    更何况我们大可不必接受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因为今天的人一说到“逻辑”，心目中所浮现出来的还是西方的逻辑学范式。我们可以对“从根本上着想”有我们自己的另外一种看法：这种“根本”的东西，其实就是中国所谓“形而上者”。所以，通过对“形而上学”这个短语的理解，我们就可以对更高层级的中、西哲学的共通本质有所把握。 
     
    “形而上学”本来是地道的中国货，出自《周易·系辞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用它来翻译西方最根本的哲学，是再精确不过的了。中国哲学就是研究那形而上的“道”的。那么，什么是“形而上者”？“形而上学”是对Metaphysics的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把他关于“第一哲学”的著作编在一起，名为Metaphysics，意思是“物理学之后”，亦即编在自然科学著作之后。显然，在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编辑者看来，“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是哲学，而不是科学。所以，我们可以把哲学跟科学相比较而加以理解。 
     
    通常认为，“形而上”指无形之道（抽象道理、规律、本质），“形而下”指有形之器（具体器具、事物、现象）。例如孔颖达讲：“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vii] 这样说来，科学研究的是有形的东西，而哲学研究的则是无形的东西。其实这是不对的，科学同样要研究无形的东西，哲学同样要研究有形的东西。这里“形”是一个中介，形上、形下都要从“形”开始，由有形而至于无形，亦即由具体（事物）而至于抽象（道理），科学、哲学莫不如此。所以，“形而上”与“形而下”都是无形的，“形而上学”（哲学）与“形而下学”（科学）都要寻求无形之“理”，而且都要由“形”出发，由“形”而后“上”，由“形”而后“下”。 
     
    所以，哲学与科学之区别不在对象上，而在“理路”上：一个是“往上说”，一个是“往下说”。这是“真理”在向度层次上的区别：科学所知之理，是往下说；哲学所知之理，是往上说。这“上”与“下”的区别，我们可以拿科学的“公理”（axiom）来作为一条中间的基线。对于科学来说，经验的归纳层层提升，但始终在公理以下；逻辑的演绎级级下推，当然更始终在公理以下；而对公理本身以及公理以上，科学采取“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态度。但哲学则不然，它恰恰要从公理往上说，也就是说，它就是要追问公理本身。举例来说，科学研究这个客观世界，但是这个世界本身的客观存在它不问的，这是作为科学的前提的“存在公理”；然而哲学却要追问：这个世界是否在？何以在？我们知道，康德就是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不可知的、只是作为逻辑假设的“物自身”。再如，科学和哲学都研究所谓“人性”，但是它们的理路截然不同：科学只是解决人性 “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然”；而哲学则更进一步解决人性“何以是如此的”问题，是所谓“知其所以然”。比如《中庸》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天命之谓性。”所以，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说，科学的规律就是“道理”，公理就是“道理的道理”；科学追寻规律就是“说出道理”，哲学追问公理就是“说出道理的道理”。 
     
    当年张东荪说得好：“我以为科学好像芭蕉一样，一层一层皮叶长大起来，自然一天一天肥厚了。而哲学则是对于已成的芭蕉来一层一层剥下来。所以科学是顺进的，而哲学是逆进的。科学是经验的堆积与知识的开拓，而哲学则由开拓而逆探其原始，由堆积而返窥其起点。”，“即以科学的假定而为向后退的返省……这种剥蕉是愈剥愈赤裸，愈赤裸则愈直接”。[viii] 这也就是“从根本上着想”了。这使我们想起老子的话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科学便是“为学”，哲学则是“为道”。中国哲学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