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仅对历史人物在践履礼中的得失进行了总结，而且对身边门弟子的举措也同样衡之于礼数，以便人们从一人一事的经验事实中，得出礼之数必需与礼意相符的一般结论，以扭转践礼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过”与“不及”两种颓风。《礼记·檀弓上》记载：“子路有姊之丧，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人的不忍之心，或者对亲人的眷恋之情，并不能成为不按礼制行事的理由，在孔子看来，即使是那些制礼作乐的圣人，同样也有正常人相同的不忍反应。但对礼的遵从，正是所有人应尽的义务。

孔子既是这样教导学生的，同时自己对亲人之丧也是依此而行的。当伯鱼的母亲死后，伯鱼“期而犹哭”时，

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礼记·檀弓上》）

“其甚也”的甚，就是指伯鱼的哭已超过了礼制的规定。在《丧服》中，父亲已不在世，母亲死了，儿子要为她服丧三年；父亲尚在，儿子只要为她服丧周年即可，何况伯鱼之母是“出而死”，而伯鱼为夫子之后呢？在这种宗法关系中，伯鱼对母亲之死，期而犹哭，确为一种超过礼数规定的行为。

《礼记》要求礼数与其名位相符的根本原因，就是要将人的不同情感限制性地放入礼的模式中来衡定、规约，无论是谁，也无论多么真挚的情感，都要经受礼的检验[10]。曾子曾对子思述说过自己执亲之丧的哀痛：“水浆不入于口者七日。”（《礼记·檀弓上》）他的这种发自天性的丧亲之痛，不仅不为子思所同情，相反，子思冷峻地指出，曾子的行为是一种过礼之举。子思说：“先王之制礼也，过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于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礼记·檀弓上》）这种冷峻的理性，是有其生理学及经济学依据的。礼制规定“丧不虑居，毁不危身。丧不虑居，为无庙也。毁不危身，为无后也。”（《礼记·檀弓下》）也就是丧礼只能从家庭的经济状况出发，不可勉为厚葬，致使有败家之虞，家败，则宗庙就无法支撑。毁不灭性，就是不能因为哀毁而致有亡身之危，保全自身，不让死人拖住活着的人，若以死伤生，就会使家族生命的传承受到影响，从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不孝之中。所以，“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的“制中”，是有其合理性的依据的。

礼学家们对于重礼意亦或重礼数的选择，还要受到时代风尚的氛围制约。前面所讲到的晏子践礼中的节俭，在一定程度就是对齐景公所代表的侈奢淫逸的批判。此外，朱熹曾说过：“古者礼乐之书具在，人皆识其器数，却怕他不晓其义，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其义，陈其数者，祝、史之徒也。’今则礼、乐之书皆亡，学者却但言其义，至以器数则不复晓，盖失其本矣。”[11]在这里，朱熹指出了两种历史情形，一是礼乐之书具在时，人们对礼的器数都有籍可据，但人未必识其义，所以才出现了对礼义的强调；另一种情况是在器数难以知晓的情况，比如，在孔子时代，孔子犹要正薄籍的时候，说明礼的器数，人们难以知晓，更谈不上自觉地遵从，以至朱熹把器数提到了“本”的位置，正因为“礼之所尊尊其义”，而“器数”是礼义的显现，这样，器数与礼义之间恰如毛与皮之间的关系，在礼的器数都弄错了的情况下，很难说所尊之义，不是一种空中楼阁的臆说。

总之，无论人们单方面强调的是礼数，还是强调礼意，我们都必须把它们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他们往往是一种倾向对另一种倾向的纠偏，通过合理的矫正，以期达到礼数与礼意的统一。只有礼数与行礼者的名位相一致时，才能恰当地表现行礼者的感情，实现礼以“制中”的目的。

注释：

[6]《礼记·檀弓下》称，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