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博反约”是一个“序列”，但已不是掌握旧知过程中的“序列”而是在推断”过程中的“序列”，因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序列”。
由此可见，温故、熟读、知疑、精思、循序诸法都包含在“由博反约”的总法则中。
这一道理，朱熹在《中庸或问》一书中阐明得很清楚。他说：“学之博然后有以备事物之理，故能参伍之以得。所而有问，问之审然后有以尽师友之情，故能反复之发其端而可思。思之谨则精而不杂，故能自有所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则断而不差，故能无所疑惑而可以见于行。”朱熹把学、问、思、辨、行的因果关系阐述得很清楚。问、思、辨、行都必须建立在“博学”的基础之上。在“博学”的基础上进行质疑、思考、分析、明辨，这就是朱熹格物致知治学的总法则。也是“由博反约”的道理。
“泛观博览而归于约”。“学之杂者似博其约者似陋，惟先博而后约，然后能不流于杂，而不掩于陋也。”（《朱子文集·答汪太初》卷四十六）先博后约，博与约两者不可偏废，这是治学的必然之道，也是“由博反约”的第二层意思。
渊博的知识是创造性思维的先决条件。只有在知识广博的基础上，才能把各方面的知识联系起来思考，创造性思维才有依托。如果知识面狭窄，怎么可能建立系统的知识网罗，进行创造性思维呢？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有建树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无一不是学识渊博的人。而一个孤陋寡闻者，自然不会有大出息，就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专精的人，如果其专业基础知识不完整，对相关学科的知识毫无所知，或知之甚少，势必限制他创造性思维的发展，是不可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新的。这难道还要用事实来证明吗？
朱熹所创立的庞大而精深的理学体系，正是建立在他博学的根基之上。朱熹博览群书，于学无所不学，无所不窥。“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一草一本一昆虫之微”（《语类》卷十五）经学、哲学、史学、文学、乐律、释教、道教乃至自然科学，上及天文，下至地理，广为涉猎。他全面地继承与发展了儒家的孔孟之说，对《四书》《五经》，无所不熟，无所不精。他对大唐以降治经所作的训诂、考证、校勘及其一整套治学之方都十分纯熟。他师承二程，吸收了程颐“理一分殊”的命题，丰富了他理学体系的内容，而“理一分殊”实源于释家华严宗禅的“一多相容”之说，“一多相容”是佛教思想，他不以“夷狄之法”为非，把它吸收过来，成了他理学体系富有生命力的重要内容。朱熹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事万物，也潜心刻意，深入考察。在政治上，他卑视沈括，但在学术上，他却十分看重沈括的《梦溪笔谈》，曾刻意研读，孜孜以求。对《梦溪笔谈》的科学观点有所发挥，多有独到见解。比如朱熹根据高山有螺蚌之壳的自然现象，推断该山在远古乃为海域，因而推断地质之变迁，及沧海桑田的科学原理，进而推断群山波浪起伏的原因，虽不甚确，却是独到之见。
因此，可以说朱熹是我国历史上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
综上的述，朱熹既综合了北宋理学家的研究成果，又全面而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孔孟学说，以此为主体，兼采了道家修心主静之长，释家“一多相容”之说，建立起以理为最高范畴，以“理一分殊”为思维框架的新的理学体系。这在南宋当时不能不说是富有创造性的新颖的学术体系。
冯友兰教授说：“朱子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哲学家。”真是言简意赅。
渊博的知识＋科学的思维方法—→创新。
这就是问题的结论。
以上的结论给我们以什么启示呢？
启示有二：
一、要培养具有创造性思维的跨世纪的人才，就必须让学生全面地掌握基础理论知识，使他们具有完整的、系统的知识结构。切不可忽视和削弱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
二、不仅要教给学生以知识，而且要教给学生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