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科举制度相伴随，“学而优则仕”的含义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不再是学做人，不再是为立身而学，而是为“仕”而学，为“干禄”而学，为功名利禄而学。韩愈曰：“其学其问，以之取名致官而已。”（《韩昌黎文集》卷二，《上考功崔虞部书》）顾炎武曰：“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顾亭林诗文集·与潘次耕札》）“学”因此而不再具有目的性意义，仅仅成为步入仕宦的门径；“优”也不再是充裕之优，而演化为优秀之优。“学而优则仕”，只要学得好，就可以做官，就可以荣华富贵，就可以光宗耀祖。“学而优则仕”，在孔子时代还是一政治号召，而科举制度的实行则使其成为统治者对士人所发出的诱惑。这种政治上的诱惑，久而久之，亦成为士人自觉的心理追求。乾隆皇帝谓曰：“科名声利之习，深入人心，积习难返，士之所为汲汲皇皇者惟是之求，而未尝有志于圣贤之道。”[13]读书、学习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立身，不是为了济世，不是为了利国、利民，而是为了利禄，为了博取功名。“学而优则仕”，在孔子以至先秦儒家思想体系里，是“内圣外王”精神之体现，而在科举制度下，则成为士人登入仕途、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门径。
科举制度下，劝学、好学之习成风。“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晁冲之：《夜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就连堂堂皇帝亦作起了劝学诗。宋真宗《劝学诗》曰：
富家不用买粮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子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好学、重学本是良好的社会风尚，但好学、重学的背后却是对于功名利禄的强烈追求。“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关汉卿：《陈母教子》头折）劝学者，非劝之道，而劝之以利也；好学者，非好学，而好利者也。在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下，整个知识阶层除了举业之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关心。封建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使其不再具有独立性；科举制度则进而腐蚀以至淘空了士人的灵魂，而使其不再具有思想。自古以来，有帝王亦有圣人，有势亦有理。“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吕坤：《呻吟语》卷一之四《谈道》）而在封建专制下，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条件下，严厉的政治控制与巨大的利禄诱惑，使得士人不得不仰仗权势，不得不匍匐在帝王的脚下。如此以来，士人只知有势，而不知势之外还有其理。
美国著名史学家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认为，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固然与他们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分不开，但只具有专业知识或技术，还只是脑力劳动者，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在于他不是以知识来谋求生存，而在于他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思想抱有深深的敬意，具有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还在于他对人生、对社会、对事业抱有一种使命感、正义感，具有批判意识。在西方古代，有为知识而知识者，有为真理而献身者，有为理想、信念而奋斗不息者，中国没有。封建的专制政治残害了这一切，封建的思想观念阉割了这一切。在中国，知识分子之出路与归宿似乎只有一条，就是投身政治，就是逐于仕途。“学而优则仕”，不仕又何“优”？优与不优的标准就是是否入仕、能否入仕，就是职务的升迁与品位的高下。社会如是看，知识分子本身亦如是看。所谓怀才不遇，所谓生不逢时，只不过是仕途不顺、官场失意之代名词。中国古代诗歌之一重要主题，即是政治失意之抒发。就连李白亦不满足于做诗人，而要竭力施展自己之政治才能，奉诏入京，即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
政治的专制使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此乃秦以降中国社会政治之一巨大变化；士人成为政治的附庸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的专制，秦以降之中国史清晰地描绘了这一历史轨迹，直至清代而演变成普遍的文字狱。清代朴学之流行，并非学人兴趣所然，而是文化专制境遇下一种无奈的选择。
由此，中国有流传已久以至深入人心的对于官职的崇拜。虽然，封建主义必然导致官职崇拜，资本主义必然导致金钱崇拜。但中国历史上之官职崇拜比世界任何国家都更为严重，这虽然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不无关系，但更为直接的则是科举制度。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就有一切；而在中国人眼里，有权就有一切。因为有权就有一切，所以中国人很强调身份、很看重身份。在中国人眼里，身份的标志就是其所担任的官职，中国人的成就感就是职务上的升迁。与官职崇拜相联系，中国亦有悠久而又普遍的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由此而出现了非常奇妙的姓名组合。人们称嵇康为“嵇中散”，称鲍照为“鲍参军”，称杜甫为“杜工部”，甚至连不肯为楚相的庄子，亦被人称作“庄漆园”。
对于官职的崇拜以及对于专业知识的轻视，在现代社会仍有很大影响。所谓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就是提拔在专业领域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成为行政领导。学校、科研单位如此，地方行政部门、党务部门也是如此。一个刚在科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往往就这样被繁重的行政事务压垮了。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标榜重视知识、尊重人才，而其具体政策则是：某某可以享受处级待遇，某某可以享受局级待遇，比如有的省就规定：“院士享受副省级待遇”。这不是重视知识，这不是尊重人才，这仍然是在搞官职崇拜，仍然是“学而优则仕”在作祟。
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面瓦解已经近一百年，但封建的思想观念在诸多领域还有很大的影响。官僚主义、官僚作风、官职崇拜，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表面上是在尊重知识，实际上是在尊重权力；表面上在尊重人才，实际上是在浪费人才、埋没人才。应当承认：管理也是科学。并非懂技术，就是懂管理；并非懂业务，就是懂管理；并非懂专业，就是懂管理。杰出的专家，并非一定就是杰出的领导人。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应当真正提高专业人员的社会地位，应当全面排除对于专业研究的外在干扰，（这种外在干扰也可以表现为内在干扰，即经不住各种诱惑的干扰。）应当鼓励科技人员一心一意地从事科研，应当阻止不断纵容、鼓励、甚至提高官员学历的做法，应当堵塞因为专业成就而在政治职务上迅速升迁的途径。总之，应当全力营造有利于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人才成长的社会风尚、社会舆论和社会氛围。这一切，要靠政府的政策性引导，也要靠知识分子自身的努力。
[1] 除上引之外，另两处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
[2] 程树德：《论语集释》引，P367，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朱熹：《四书章句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