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完成这一工作的文献恰恰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文本基本上奠定了广义的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格局，成为马克思哲学世界观诞生的基本标志。在这一文本的序言的一个注释中马克思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2〕。那么，什么是他所说的“历史”，什么又是他所说的“历史科学”呢?马克思说：“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3〕。历史不仅包括这些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还包括生产生产资料本身的活动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的活动。这三种活动都是在人们的相互关系中进行的，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工、合作和交换等关系就成为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本身并不是自在自为的，它有一个更深的基础，那就是人们的需要的体系。人们需要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规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就把前者规定为“生产力”，把后者规定为“生产关系”。历史的基本原动力恰恰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运动。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基础”，而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为这个基础所决定。当然，此文本中的“意识形态”一词还不是一个很精确的概念，因为它既包括了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公共的政治机构”这些物化的政治因素，也包括了法律、国家政治体制等抽象的制度层面的政治因素，还包括了哲学、宗教、道德和伦理等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些差异如此大的部分都包含在“意识形态”这一个词里，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一个外延过大而内涵不确定的概念。不过，尽管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找到了理解历史性的社会基本规律的钥匙，同时也奠定了在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概念的基本含义。在他看来，社会是由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交织中形成的，个人离开了这个交互关系将无法生存。因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关系既成为个体生存的必要的生存论前提，又成为社会存在的基础性条件。在这一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社会的其他要素：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公共的政治机构”这些物化的政治因素；法律、国家政治体制等抽象的制度层面的政治因素；哲学、宗教、道德和伦理等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因素。这些要素和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起构成了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形态，而一切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形态由于其内在的矛盾冲突都会发生自我的演变，从而实现社会形态的变化。因而，历史性是社会的根本属性，当然也是个体存在的根本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14〕。马克思正是在这种唯物史观社会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作为“现实的批判的革命的运动”、指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
　　
　　四、马克思社会概念是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辩证统一
　　
　　从以上的描述和分析中，我们大致可以清理出马克思社会概念的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在广义上说，“社会”是一个本体论概念，即社会是人的存在的生存论前提，社会既是个人存在所要面对的对象，又是个人存在的场域，是个人存在所必须依赖的先验前提，是人和自然发生关联的中介，是人和历史相关联的中介，是人的历史性的生存显现的领域，历史性是这一层面的社会概念的基本属性；其次，“社会”又是一个经验描述的概念，它落实到现实的感性的人与他人之间由于生存需要而发生的各种关联，这里包括分工、合作、交换、消费等经济行为，也包括权利、义务、行政和法律的政治行为，还包括思想传承、观念冲突等文化行为，在这种经验的社会概念中，上演着社会分层、社会交往、社会冲突、社会流动和社会革命等历史的戏剧；再次，“社会”还是一个伦理的概念，它一方面体现了个体的道德的自主性，这表现为对意志自由和权利的尊重，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个体对他人的义务关系和责任意识，体现为一种利他主义的共同体的情感；最后，在狭义上说，“社会”还是一个政治和解放的概念，当马克思把“社会”概念和“市民社会”概念对比起来使用时，这时的“社会”概念就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在这样的社会概念中，其基本的目的是要成就“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是要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对象化，达到“自由的王国”， 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而这一概念是对以往的一切阶级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批判，是为了实现人由异化存在向真正的“类存在”转化的解放性的概念。笔者认为，狭义的社会概念贯穿在广义的社会概念的三个层次里。
　　显然，马克思的社会概念比我们原来想象的要复杂。我们现在只讨论它的狭义含义，即上面所说的第四个层面的含义。在这一层面，“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的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是完全的、自觉地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15〕。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不仅如此，“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也就是说，这种统一关系需要在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身上得到体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价值目标；而“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力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17〕，也就是说，这种自由全面发展的人一方面奠基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上，从而也就需要形成“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它又奠基在“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的”上，这就意味着，使生产关系获得普遍性和全面性，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或集体共同控制着和调节着生产，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调节着个人，当这种控制和调节与个人的愿望一致的时候，或者说社会调节和个人的自我设计相一致时，这样的共同体就是“自由人联合体”。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中包含了以个人为基本价值目标、追求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方面，为达此目的就需要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受公共权力(如官僚主义)或其他异化物如资本、宗教的侵犯，这种对个人权利优先性原则的强调，恰好和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相契合，在这方面，马克思和自由主义者是同路人；但是，马克思的社会概念中还有另外一面，即总体性和群体性的一面，马克思强调要想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必须依赖于总体的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整体的有序的自愿的调节和控制，换言之，这是在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先验的依赖，强调个体对共同体的情感、伦理、和经济的归属，这是马克思对古希腊政治理想和近代浪漫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这又会导致对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政治哲学的认同。更为深刻的是，在马克思这里，这两个方面是和谐地统一在一起的，个体是共同体的目的，同样，共同体也是个体的目的，因为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包含了个体在共同体中分有一定的经济和伦理职分从而促进共同体高度有序发展这一维度。这种个体与共同体互为目的、互相促进、互相依赖的关系是单纯的自由主义(把个人完全原子化，把共同体看成是个体的对立面)和单纯的集体主义或集权主义(完全忽视个人的价值，把个人仅仅看成实现共同体发展的手段)所不能理解的，是扬弃了二者的更高形态，是二者的辩证统一。
　　由此可见，集体主义并不仅仅属于儒家传统，它是马克思社会概念的基本方面之一；集体主义与自由主义也不是二元对立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学说中已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在地震这种极端情况下，多强调一点集体主义当然有其价值，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警惕把社会主义搞成一种单纯的集体主义或集权主义(这是以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根源)，在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不受公共权力侵犯、反对官僚主义、促进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方面做更多的事情，这正是马克思社会学说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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