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认为“此在”总是在制作、使用工具中与用具发生关系，通过用具与世界打交道，而不是先认识后实践，并且是在过程中与他人照面，他谈到了制作的生活，而他本人进行的又是沉思的生活，而缺乏的恰恰是政治的或道德的生活。依照亚里士多德：沉思的生活是最高的，但政治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人天然就是政治动物，如果忽视这样一个重要的向度，那显然有悖于“面向事情本身”的现象学精神。而尤为严重的是，由于这种缺陷，可能引起内在尺度在面临陌生领域时的混乱，从而导致像海德格尔一样的政治悲剧。我甚至认为，对古希腊情有独钟的海德格尔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有柏拉图 “集权力与智慧于一身”的哲学王的情感，来拯救战败后的德国。德里达曾经说，《形而上学导论》将自己置于一个新的政治或地缘政治的语境中：地球上为世界统治而进行斗争的语境中。在海德格尔看来，欧洲，特别是德国，处在一个巨大的钳子中，受到俄国和美国两边的威胁。问题是欧洲是否能恢复其本源的力量，这要求“从中心发展出一种历史的力量”。德里达说，地缘政治在这里采取了一个“精神的世界政治”的形式，这种政治要对抗世界的没落：诸神的逃遁、地球的毁灭、人类大众化和平庸之辈占上风。因此，要以某种精神来予以拯救，海德格尔将精神表述为力量或力，作为一个原初统一和强制的权力。(注:张汝伦：《海德格尔：在哲学和政治之间》，中国现象学网())在这一语境下，《形而上学导论》把精神定义为：“精神是对在者整体本身的权能的授与。精神在哪里主宰着，在者本身在哪里，随时总是在得更深刻。”(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9-50页。)?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不同，他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注，但他从未把自己看作是政治家，而他一直也没对此在的政治或伦理的行为进行说明的意愿，他认为“我们还远未足够明确的思考行为的本质”。(注:Martin Heidegger．Brief ueber den Humanismus．Frankfurt am Main:Vittorio Klostermann.1978,P311.)可能对海德格尔来说，黑森林木屋的生活更有意义。虽然也曾经不可避免的参与政治，甚至身居校长高位，但他始终以哲学家自居，哲学家也许不一定是“王”，却可以“领导领袖”，可以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引起一种“精神的变化”，由此只有哲学立场而无政治立场。但是，这显然是忽视了政治和哲学的界限。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指出了制作的生活、政治的或道德的生活和沉思的生活，既然是三者不同类型的生活，那么必定有着明显的区分和界限。如果忽视这种界限，极有可能导致生活的失败。海德格尔的遭遇或许是这一问题的佐证。?
　　 在从事哲学沉思时，我们可以在如海德格尔的木屋中进行这种可以给人持久享受的智力游戏，但是，作为可能的、与他人共在的此在，我们必然遭遇生活世界中的政治问题，海德格尔避免不了，胡塞尔避免不了，我们同样也避免不了，那么如何在哲学与政治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现在正遭遇着诸神引退的境遇，也会深切地感受到海德格尔所谓的“烦”、“畏”这种种的生活体验，也面临着哲学、政治乃至利益的之间的巨大张力。如果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该当如何面对政治？ ?
　　 海德格尔以“思”来超越“共在”的非本真状态，但是，孤独的“思”并不能洞见真理进而引导我们走出虚无，反倒是孤独的“思”有可能把我们导入与真实疏离的危险。面对海德格尔，我们充满着复杂的情感，一方面我们感受着他的深邃的思想和优美语言的魅力，但同时也对他在政治上的“失足”深感惋惜，在这一点上，我想与他有着深厚交情的雅斯贝尔斯可以理解，而汉娜•阿伦特更能理解，尤其是后者，从她的老师兼情人那里——也就是从“共在”的论述中——发现了城邦公共性的世界性格，现象学从此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
　　
　　三、阿伦特的公共领域?
　　
　　黑尔德指出：“汉娜•阿伦特为当代哲学发现了作为著名的存共生活空间的世界性。……虽然阿伦特并不自以为现象学家，但人们却应该将她发现政治之世界性这一点视为现象学百年运动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注:克劳斯•黑尔德：《世界现象学》，倪梁康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第220页。)但是，在阿伦特和海德格尔之间，还有一个人也非常重要，那就与阿伦特情同父女的雅斯贝尔斯。这位现代西方思想史上有名的“贤人”，经受了二战的煎熬与痛苦，故而对于知识、真理和生存有着生命式的体验，他指出，真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是人们统治自然的工具，真理的核心是“交往”， 根据存在主义传统，没有一种哲学体系本身含有绝对的真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自我只有处于其他自我的反思中，即与其他自我交往才成为真正的自我，个人的自由也只有通过与别人交往才能实现。人们在交往中尽管存着猜疑、成见、恐惧，但都是心心相印的。孤独只属于自我封闭的个体，当我们从自我中走出来而走向“我们”时，那些困扰自我的虚无与孤寂可能在我们的交往中烟消云散，也就是说，“当我孤独时，我便陷入阴沉的孤立状态——只有在与他人相处时，‘我’才能在相互发现的活动中被显示出来”。(注:
　　W•考夫曼：《存在主义》， 陈鼓应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9页。)“任何人如果不能与‘相异的’真理交往的话，只能证明他缺乏真正的真理。”因此，“所有的哲学观点都从属于这样的问题，他们是阻碍还是促进交流，这是他们的最高标准。”④⑤
　　(注:汪行福：《通往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21、40页。)正是由于经历了纳粹恐怖下的孤独，交往的毁灭对他来说，是绝对的罪恶。因此他所心仪的理想社会是无限制的交往共同体，一个自由交谈的“学者的形而上学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