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极权主义的根源成为德国思想家关注的主题，阿伦特作为其中之一，自然也无法回避德国法西斯主义这段历史，但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不同，阿伦特没有走向对启蒙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否定的极端，她从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出发，来论证克服人类危机的可能性路径。从黑尔德的理解来看，世界的概念不能被随意使用，从现象学意义上来看，相关性和开放性应该是世界的基本原则。相关性就是说世界是在全体境遇的指引下构成的一张网。每一个个人，都从自己的境遇出发，并在与他人境遇的遭遇中构建了共同的、不断延伸的网，当然，个人不可能单纯的指向自身，如果这样的话，世界生活就不可能是不断延伸的网，只能是一个个孤立的点，故而世界是相关的，开放的。世界的开放性，意味着我们必须和他人交往，意味着我们必须倾听他人的声音和见解，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发出自己声音和意见的权利，没有谁可以替代他人，当各种声音都希望得到表达时，“在这种社会方式中，说话而且只有说话才是有意义的，所有公民关注的中心就是彼此间互相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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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话语政治的方式共存于世界之中，是人的本真状态。而对这种本真状态的守护者，就是公共领域，因为它“可以把我们聚在一起，又防止我们彼此竞争”，是“使人们相聚、相连而又相离的力量”。?⑤?
　　在阿伦特看来，公共性实质是政治性，或者说政治的特征就是公共性，在这一点上，阿伦特同意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人是生活在一起的政治动物，同样，她也同意亚里士多德“人是语言动物”的论点。生活在一起意味着人们从私人领域也就是家庭中走出来，而参与到与公共利益相关的政治生活中，在公共领域中——就是共同生活的场所，在古希腊就是议事广场——公民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强制与暴力来决定公共事务，“在这种社会方式中，说话而且只有说话才是有意义的，所有公民关注的中心就是彼此间互相进行交流”。(注: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页。)只有在公共领域中，人们才可以展开自我，这与家庭中父权的强制性根本不同，自由只能在这样的领域中产生，她也因此把这种独特的生活形式称为“人类彻底的亲密无间”，在其中，人与他人在一起，既不为了他人也不反对他人。在《人的条件》一书中，阿伦特区分了劳动、工作和行动，前两者都是为了满足人的生物本能的、必然性的活动，而行动则和人的自由相关。依阿伦特之见，真正的政治生活是一种行动的生活，行动与语言密不可分，那时人作为“政治动物”而存在。政治生活与人的自由的实现、人生意义的获得密切相关。因为人之不同于其他动物，在于他们各个不同，并且随时能做出新的行动，其新思想也不断涌现，每个人都可能形成对一个问题的独特的意见，由是，人们就需要形成一种能够确保不同意见被闻听的交流的世界，需要过一种真正的政治生活。总之，阿伦特的主题，即“保障自由行为领域的萎缩的结果就是技术操纵的行为领域的扩展，同时，公共领域的毁灭最终只能是极权主义统治的畅通无阻。”②(注:汪行福：《通往话语民主之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5、45-47页。)?
　　故而，极权主义不过是公共领域衰落的结果而已。因此，在阿伦特看来，极权主义是由现代社会的病态特征决定的，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族国家被卷入了全球性的商业竞技场，人类第一次有了共同的“现在”，却遗忘了共同的“过去”。而共同的“过去”，就是通过语言交谈建立起来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的衰落，也是自由的衰落，这恰恰是极权主义的根源，集权政治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公共领域已经不存在，失去精神家园的人们只有靠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只能相信意识形态编织的“虚幻的梦境”，随时投入意识形态的怀抱，成为集权统治的工具。但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套现成的方案，而是活生生的公共实践，是积极的活动，既需要争论也需要协调，如果取消了交往，民主便不复存在。?②?
　　由此可见，阿伦特对民主的理解是共和主义式的，人民在相互交流的实践基础上，通过公共领域的争辩、讨论和交流等舆论形式，抵制危害政治自由的暴力，使民主制度成为真正人民主权的实现。所以，专制主义不是依靠物质力量的强大，而是依靠人民政治上的冷漠。当人们都在痛骂和审判艾希曼的时候，却忘记了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事实上，极权主义之所以能畅通无阻，就在于它有帮凶，帮凶不是别人，就是对政治保持冷漠的大众，否则，像艾希曼这样平庸的、小丑式的人物怎么可能操纵那么多人的命运呢？非政治化的公众从古至今都是极权主义的温床。政治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为了每个人的幸福，它还是必需的。政治生活的展开，公共世界的维系，我们生活的家园的建设，离不开每个人的积极参与。合格的公民具有走向公共领域去展示自我、发表意见的勇气，具有行动的决心，具有承担公共世界兴衰、政治共同体荣辱的责任。只有这样，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人类活动也始终存在着改善的可能，可以建立“一个与人类需要及人类尊严相一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的行动由自己主宰，服从他的法律而不是来自上面或下面的神秘力量……为了建设这样世界，……他首先必须期望粉碎一个误建的世界。……他是世界的建设者，能够抛弃误建并重新建立自己的世界……‘这个人会是任何人、所有人，甚至也许是你和我’”。(注:菲利普•汉森. 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刘佳林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4页。)显而易见，和法兰克福派的霍克海默等人不同，阿伦特并没有走向单纯的批判和非理性，而是在深刻的批判之后提出了实现自由民主的道路，即恢复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语言性特征和自由交往的特征，以及其中所体现的积极自由的思想，为哈贝马斯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来源和思想启示。?
　　由此可见，同样是面对现代性的危机，胡塞尔坚守着理论的纯粹性，对现代社会理论危机的根源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海德格尔则以实践的态度面对危机，对人（此在）的在世界结构做出了深刻地分析，但是由于他们都秉承着理论或者沉思优于实践的传统，故而都未能对政治的世界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只有阿伦特，直面这样一个现实而重要的领域，并为之提出了具有洞见性的主张——恢复公共领域，从而使我们在迷茫与彷徨中看到了希望，而他的理论也在后人，尤其是哈贝马斯那里发扬光大，成为当今最具影响的政治哲学理论——话语政治的直接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在阿伦特这里，现象学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向，开拓了现象学的新领域，而政治哲学也因为现象学方法的应用，而有了一种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