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改革与多元、反省与适应是当代基督教新教神学的主流。从神为主体过渡为人为主体，关注当代世界，关注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和俗世生活，关注科学技术已成为神学界的重要思潮，而且孕育着一场更大的后现代神学思想创新运动。传统神学悄然失去恩宠，抵制科学世界观的神学家已逐渐退隐或改变观点，重生和成圣成为神学与科学的共同追求，自然科学提供的关于宇宙本源的真理已被信奉天启论的很多神学家接受。神学成为一种科学和救世信仰的联结方式，现代科学为实践神学提供了一缜最精彩的复本；与神学素有血脉关系的医学和生物学最先接受了这一强烈的影响。最早的生命伦理学家把这个背景作为生命伦理学的温床，生命伦理学亦可以以道德神学的新理论认识新的医疗行为和生命科学的新技术；同时，用神学精义分析和评价人的生存状态、生命科学行为、卫生经济政策、病人权利与医生义务以及生态问题的神学研究活动开始成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铺垫。生命神学作为基督教新教神学的新派别应运而生。 

    新教接受美国流行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侧重哲理意义上的探讨，出现现代派自由神学和福音派自由神学；麦金托什 （Douglas Clyde Macintosh，1877—1948）作为最著名的自由派经验主义神学家，主张神学与哲学并无本质区别，神学体系可在宗教的传统资料基础上确立，并应成为一种反映现代科学精神的神学；神学应成为一种价值研究的学科，应基于对价值与实存事物关系的关切，指明上帝促成人趋向正义的目的由神学来完成。麦氏的继承人魏曼更进一步主张用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改造神学，认为科学的进步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神圣旨意与对人世历史的拯救安排。社会福音派之父格拉登（Washington Glsdden，1836—1918），一生致力于将神学思潮扩大为一种社会向善运动，带动教会信徒把焦点转向社会伦理。对此，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ch，1861—1918） 的工作为这段历史写了重重的一笔。饶申布什认为，上帝之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只有在人的不断努力下才能逐渐得以实现，只有人是历史的主人，上帝托付于人的事业很伟大、很艰巨，为了完成这些使命，上帝已把很多权柄交付人类自己，只要为了地上的荣耀，人有权力改造社会与自我，包括探索生命。人世不可能完善，人有责任不断增长这种完善 。这就预示了生命科学的合教义性。 
    欧洲危机意识的形成，造就了危机神学的诞生；这种呼唤是由克尔恺郭尔（Sören Kierkegaard，1813—1855）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的思想理论学说与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889—1975）等人的历史哲学体系的协奏曲完成的。因愤世嫉俗而反叛时风的孤独的克尔恺郭尔，用“人类的双翼”鼓动后人勇敢飞翔，他坚持“只有通过生活，基督教才能得到传扬” 。一个本来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牧师，就是插上了这付美丽的双翼，以一部丰碑式的《教会教义学》，拯救了危机中的新教神学。他就是卡尔•巴特 ，他用《罗马人书注释》完成了神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转折；他的危机神学和后来的辨证神学坚定地捍卫了《圣经》的本真性，而激烈地批驳了一切以虚假的骗术对教义的歪曲，劝说破除人为树立的偶像迷信，回到圣经的本源去，不要轻易听信人为的恐吓与宣讲，并使基督徒敢于用自己的灵性在上帝面前知信经文，亲自感受生活的现实需求、价值观和由个人判断“允许是否正当”；他揭露了教会中的伪善，使神学伦理学得以重生；他这种充满激情的教诲感染了许多科学家与医生，这种叛逆与反思精神，催生了美国生命伦理学先驱者的思想萌芽。正如阿尔伯特R•琼森指出： 

   “在对新医学评论运动的推进中，几位教义学神学家（其中，如天主教的卡尔•拉纳和新教的卡尔•巴特）具有广泛和重要的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教神学形成的世俗神学、新正统神学和生存神学三大思潮，其中世俗神学以一种非宗教的解释和“上帝死亡论”而引起西方思想文化界的一次广延的世俗神学运动。生命伦理学开创者们结合生物医学的发展最先运用这种思想方法考察生命与死亡问题，借对传统神学教条的否定之机，确立世俗生命伦理观念；重新确立进化论、酝酿拒绝治疗和选择死亡以及强化病人权利意识。因反纳粹暴力终被杀害生性刚烈的朋谔斐尔 （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呼吁，世界已进入全无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应重视《圣经》启示的“行动与存在”的本质，而不是宗教外衣，基督要重新赢得世界就必须进入当代社会，面对现实生活，使神学变革成一种“非宗教地信仰上帝”的中介。上帝之死派神学使神学成为一种世俗哲学与伦理学，使一些激进的神学学者开始介入社会生活，参与科学哲学与科学伦理学的研究；而美国新正统派神学对人性、赎罪、正义与互爱的论证被拉姆塞、弗雷彻医学伦理学理论支柱之一，他们在论述医患关系、把病人作为人而不是工具的讨论中直接引用了许多尼布尔兄弟的语言。 生命伦理学的产生有一个渊源，是出于基督教思想家的边缘体验与感受，来自于社会和高新生命技术中对人的异化和生存方式的变革。科学化的“非在”与自我迷失迫使人必须探究人生存的本质。宗教的个我性和人的自由生存的概念是布尔特曼 存在主义神学的基础，在与海德格尔结识以后，布氏的神学即人学的体系基本形成；人的生存作为与上帝平等的神学椭圆体的两大焦点之一，给医学以最高的宣教地位。他果敢地批评《新约》的神迹观念，用非神话化来解读圣经经文，把现代医学与神学予以精妙的结联，他写道： 



    “……用现代医学和医疗手段来治病康复的同时仍相信新约中的神灵和奇迹世界。……谁若觉得他能为了自己的缘故去这样做，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他宣称此举乃是为了保持基督教信仰时，实际上他已经使基督教的宣道在当代无人理解、不再可能。” 

    生命伦理学诞生之初，给人以深切记忆的是保罗•蒂里希 的生存神学理论对尚在摇篮中培育的这一新学科注入营养的过程。尽管至今还没有哪一位史家为这位本来是随军小牧师的人撰文，以记录他对生命伦理学学科诞生的特别贡献，但写家们还是被其后来令天地震惊又体恤人心的呼唤所折服。20世纪两次涂炭生灵的世界大战使人类这一实存者，在“非在”的经历中被腥风血雨所包围，人类在孤寂、虚无和死亡的威慑中感受生命的脆弱、轻浮与爱的虚伪。作为海德格尔的忠实朋友，蒂利希挑明了人的真实存在不过是一种有限生存，其特点就是感受到与其本质存在的一种疏离或异化。异化即人与“存在”（Sein）的分裂，“由此不仅疏远了其存在的基础，脱离了人生的根源和目的，而且还与其自我本真及其同胞相分离——此乃《圣经》关于“犯罪”、“堕落”的存在论意义。” 生命进入一种有限、相对的状态，这就形成人的无限的焦虑，而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透过死亡才能认识人存在的价值，使上帝与世界相联结是神学的任务。对人的精神的问题、病理性焦虑、生命力与健康的探秘，使蒂氏逐渐开始关涉医学和神学的关系。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神经症因素，而疾病所同时具有的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原因使神学与医学融合，“越来越多的医学代表人物特别是精神治疗的代表人物产生了和哲学家与神学家合作的要求。” 在处理医学中人际关系中的复杂问题时，要用伦理学的生机论解释所包含的真理，那就是美德；过分道德主义和生物学观念都会曲解人的完满性，只有神学的宽恕可以给病人以自由、勇气和精神。蒂利希提示，在解释人的存在的问题上，神学与医学一起进入哲学，神学家与牧师急切地寻求与医生的合作，结果产生了多种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