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杂篇的部分作者，能从是非的检讨深入到言与意的讨论上。这有哲学上的突破。

不同的人对事物有不同的知解角度，因而产生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要进行交流，就必须借助语言作为表达的工具。而交流过程一旦意见分歧，未能达成一致的结果，就必然导致是非之辩。因此，知、言（道）、辩是相互联系的环节。《齐物论》中有明确涉及三者关系的地方：“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尝有言耶？其以为异于估 音，亦有辨乎？其无辨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焦点在于“言”，而且是对其负面意义，即言在掩盖真实制造是非中的作用的关注。但庄子对此尚未充分地阐述，问题在他的后学那里再行展开：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哉，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天道》）

河伯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其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故异便。8夫精，小之微也；郭，大之殷也。此势之有也。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得意而忘言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吾安得乎忘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

以上三则论述引外（杂）篇的不同篇章，大概不是一个人的手笔。但三者的中心都涉及语言的功能及其限制，同时均把“意”作为与“言”相对的范畴提出来讨论。《齐物论》中只有“知”、“道”、“指”或者“是非”，但没有“意”，而论言非得达意不可。《天道》要告诉我们的是，人们珍视言语，是以为其能传达某种意义。然意不一定可以用言来传，因为语言所表达的，往往同形色、名声联系在一起，而意是超越现象、超越“物”的。《秋水》的说法是，“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物之粗指可以感觉的现象世界，物之精大概就是潜存于物之中的情与理，或者叫做“道”，与物相对的道。前一层次的问题可以用语言来传达，后一层次则很困难，是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然意会并不能完全排除言传，否则《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与外（杂）篇的存在本身就没有意义。关键在于如何利用“言”。《外物》提醒我们的，不是笼统抛弃语言，而是注意言与意的区别，牢记言只是工具，学会得意忘言。与《齐物论》只是注意“言”的限制性不同，这些论述不仅探讨了这种限制性的原因，而且根据其功能提出运用的可能性，思路更精微。不但如此，由言意并举而作的讨论，具有深刻的解释学含义，对后来的魏晋玄学产生广泛的影响。9



四、道通为一

齐万物是齐是非的深入。在《齐物论》中，齐物的观点有几个环节：一、把形形式式的物只是看作“物”，将物抽象化，故万物化为一“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即“道通为一”；二、将知的性质区分为知是非，知万物（而不分是非），知有（即以万物为一“物”）及知无（“未有”）四个等级，以知无为“知之至”；三、以任何有限物都有其开端（“始”）的现象作类比，推论万物的总体“有”也有其开端，得出有无相互转化的结论，从而同“知之至”相匹配起来。事实上，这不是在揭示事物的真相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如何把事物看作什么。借一个用俗了的说法，是一种“世界观”问题，而还原为道家的术语，则是“道”。《齐物论》有若干处使用“道”这个词，但从无一个形式上较严格的定义，从其用法看，最抽象者如“道恶乎隐而有真伪？”“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最多大概有普遍真理或真实价值的意思，而没有所谓“本体论”（ontology)的含义。《大宗师》使问题起了一点变化。它把“道”描写成“东西”，一种非常伟大的“东西”：“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但这究竟是一种真切摩状，还是修辞式的比喻，都很难讲。惟有外杂篇，则同时把“道”当成“观点”与“东西”来看待。

所谓“观点”，用《秋水》的说法就是“以道观之”。当河伯望洋兴叹，自惭形秽时，北海若开导说：“井鱼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时；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语大理矣。”这个“道”或者“大理”就是小大、贵贱之辩（或辨），他总结说：

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舜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

罗根泽评论这段引文“所言较《齐物论》更为明辩，显然是据《齐物论》之说而益加推阐。此外如谓‘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何多何少，是谓谢施。’也极切合《齐物论》的旨趣。《齐物论》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这里也便说：‘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为丘山，则差数等矣。’《齐物论》说：‘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这里也便说：‘知尧舜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定矣。’无处不与《齐物论》的论旨凑泊。”10

把“道”描述为“东西”的典型则是《知北游》，它成了“无所不在”的“物物者”：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甓。”曰：“何其愈下耶？”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汝惟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

……

（庄子曰：）“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谓盈虚、隆杀，彼为盈虚非盈虚，彼为隆杀非隆杀，彼为本末非本末，彼为积散颉积散也。”

“物物者与物无际”，“际”即区分、界限，它是对“道”之“无所不在”、“每下愈况”的进一步解释。“道”在物中，它非物，而是“物物者”，即塑造物的力量。它不同于神，神在物之外，但“道”在物之中。这是从空间的观点看，从时间的角度看又如何呢？《知北遊》提供另一种说法作补充：



冉求问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犹今也。”冉求失问而退。明日复见，曰：“昔者，吾问：‘未有天地，可知耶？’夫子曰：‘可，古犹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问何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日之昧然也，且又为不神者求邪？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未有子孙，而有子孙，可乎？”冉求未对。仲尼曰：“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