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思想的发展在近两个世纪显得特别动荡，而在最近的二三十年中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态势，大有向古典主义或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启蒙的流亡与回归乃是把握现时代的思想脉络的关键。启蒙自康德黑格尔而后就开始了流亡的历程，在后现代主义的式微中开始复归。而福柯的一生的发展就是“启蒙的流亡与回归”历程的缩影。“流亡与回归”的历史变奏喻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关键词：启蒙；流亡；回归；福柯

The exile and the return of Enlightenment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human thoughts has undergone a turbulent course during the last two centuries, and gradually demonstrates a homeward tendency. This article delves in the process of the Enlightenment from Kant to post-Kantian period (particularly through Foucault), and leads to a conclusion that a new ‘Axial Period’ is coming.

　　Keywords: Enlightenment; exile; homewardness; Foucault

在近现代——尤其是“最近”的现代，或曰“后现代”——这个史诗般的进程中，启蒙的命运成了现代性的龙骨，是我们考察文化进渡的向导。二百多年前，康德对“什么是启蒙”问题的回答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他的回答不仅是对成就非凡的启蒙运动的总结，同时还给后世思想规定了诸多问题并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这位“出色地将启蒙运动的最大优点荟萃于自身”（文德尔班语）的哲人所做的总结最终成了“史家之绝唱”，虽然黑格尔对此作了精深的理论提炼，但也就几乎到此为止，此后两个世纪的曲折发展给启蒙蒙上了一层阴影，启蒙的道路异常坎坷。在这段如晦飘摇的精神历程中，只有极少数人还坚持纯正的启蒙理想，而在全面反叛的浪潮中，启蒙经受了巨大的考验，穿越了“重估”、“断裂”、“解构”的地带，因此也就外在地具有了一种“流亡”的特征。但启蒙在接受了“练狱”般的考验后，逐渐有了火中涅磐后的新生趋势，以至于谈论启蒙的人越来越多，有了一种“回归”的气象。本文主旨不在于为“新启蒙”张本，那种走投无路后的回顾算不得真正地认识到了启蒙在本体意义上的永恒性，至于所谓“启蒙与救亡”的明星型标签式思想则还丝毫没有受到启蒙的召唤，而时下声名正显的“新启蒙”也不过是水中之月，离悬在天上的月亮还很遥远。但这些依然浮泛的影像却折射出这个动荡时代的归宿：流浪与回归。

一

从滥觞于文艺复兴而鼎盛于欧洲各国启蒙运动的现代（modern，又译近代）文化来说，它在后黑格尔时代的衰败以及由此伴生的种种“灾难”都表明了它的史诗般的流亡特征。我们通过考察启蒙理性的历史命运，就能够明了这种颇具创世色彩的历程。理性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裹挟之下迅猛发展，但在作为理性最高现实成就的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恐怖主义打击之下，人们对理性的看法发生了急遽的转变，理性的道路在18世纪上半叶进入低谷。康德最早察觉到这一变故，并分析了导致理性二律背反窘境的深层次自我生成性原因。他以形而上学这个“通过纯粹而掌握的所有东西按系统排列出来的清单”为切面，剖析了形而上学的从“一切科学的女王”到为人所鄙视的孤苦零丁、流离失所的海古巴（Hecuba）的命运，他认为形而上学之所以成为“永无止境的纠纷战场”的原因就在于理性自身永远无法摆脱的“一种特殊命运”：对于自身本性所规定的问题，自己既不能置之不理又无能解答。[1](P3)康德因此欲以纯粹理性的批判来重新树立理性的尊严和作为人类天性的形而上学的权威。就从由康德所开创的哲学黄金时代来反观理性哲学的命运，我们也可以知道在理性合法性论证的背后存在着一个永恒的问题，即理性的内容及其相应地位必定是随大化流行而不断变更着的，而所谓理性的命运之升降沉浮，本就源自其本体深处的运行机制，有如席勒所谓“唯运行（Bewegung）为然”，间有老子“道法自然”之意，因之对于“解构”、“流亡”、“后现代”等等，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康德那里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理性的猛烈批判最后却反讽性地导致了理性的空前繁荣，产生了理性哲学的最高峰，这对当前全面反传统风潮的出路来说，无疑是一种绝佳的暗示，直接让人产生富有启发性的联想。的确，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这果实中必将迸发出至今仍难猜测的新发展的嫩芽”（文德尔班语）。二是康德对此前的思想史的总结以及对时局的看法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他说：“形而上学女王的政权，在独断论者的统治下，起初乃是专横的。但是由于那时的立法还带有古代野蛮的参与，她的帝国就因内战的频仍，而逐渐变为完全无政府的状态；而怀疑主义者们，这种游牧民族，由于藐视一切生活的安定，就不恃把所有的文明社会破坏掉。幸亏这种人为数不多，不能妨碍社会的一再重建，虽然重建的计划不是一律而前后一致的。”[1](P4)由此推而论之，我们可以把整个传统文化看做是在理性的独断统治之下的，这与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识论的傲慢”异曲同工。在理性的时代就已经存在类似的问题，说明当今被渲染得过于浓烈的“重估”、“解构”也不见得就是什么新鲜货。至于从“为思想而放逐历史”的方法渐始而走向怀疑主义之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路数却被康德不幸而言中，同时康德所说的“重建”工作，却已从历史的迷雾之中走了出来，慢慢地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我们花了很大的代价才体会到这层含义，唯其不同者，乃是那种“游牧民族”式的破坏者在当今已不是“为数不多”，而是一种世界性风潮，解构主义（Destructionism）不就最直接地意味着破坏（destroy）么？正因为这样，我们的重建工作才如此步履维艰，难怪有人要等待圣本尼迪克特（而非戈多）、有人坚信“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救渡我们”，确乎兹事体大矣哉。

从康德所面临的问题可知，理性和启蒙在达其最大值的时候就开始了下降的历程，它们的成就之顶点也就是我们所谓“流亡”的出发点。理性的式微、启蒙的破灭在康德黑格尔时代就已经是一个课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康德给启蒙的著名定义虽在表面上是对启蒙运动的总结，而实际上却喻示着启蒙自身所蕴涵的问题性表面化和实质化了，因为一个问题之能被讨论就意味着其自明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其内在自洽性成为历史，从此必将作为成问题的问题漂浮在根基之外。思想的这种自然进渡方式便具有了动荡的意味，很容易被文学化、规约化为“流亡”之类的话语，大抵今日风头正劲的各种历史反思思潮即由此而产生。所以康德对“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方面当然是启蒙运动中的一块里程碑，同时也无疑是理性的绝唱、启蒙的挽歌。

从学理上讲，先验的理念（如道德禁令）再也无法与不断漂移的现象（如礼崩乐坏，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之间保持功能性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先验的理念在“一切皆流”的现象世界中失去了抓伏的根基，思想的平衡和精神世界的相对和平被打破，那么思想只得背负着破碎的辉煌逐水草而居，开始了悲壮的史诗般的流亡生涯。追寻德性（after virtue）在“德性之后” （after virtue）的日子里升华为流亡的理由。难怪霍克海默这位“天生的流亡者”（阿多尔诺语）这样承重地追问道：“就进步思想的最一般意义而言，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这个彻底启蒙了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2](P43)。

二

20世纪末期，各种形式的守成主义占据了话语世界的大半领土，在荒原（艾略特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