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归名士”如过江之鲫的潮流中，我们发现福柯一生的转变特别具有代表性，可以说，福柯一生思想历程就是本文标题“启蒙的流亡与回归”的绝佳范本。福柯一生经历了从60年代对知识体系的考古学关注，到70年代对权力性质的系谱学关注，再到80年代对伦理学、自由的关注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过程。而具有典型意义的则是他晚年的转变（类似的转变还可以在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人身上找到）。福柯晚年以《道德的复归》和《何为启蒙》等一系列文章，重估了启蒙运动对当前时代之批判的积极贡献，并且认识到了自己同康德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之发展轨迹的一致性，福柯在反传统的浪潮中睿智成熟之后，最终还是走向了对启蒙价值的维护之路。
具体到福柯身上，就表现在，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后现代性的同情，遁入尘封的古代卷帙中，他从困境中从废墟上站了起来，变成了某种具有康德主义成分的古典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成分的一种复杂而折衷的混合。福柯要为启蒙正名和张本，要“为一个更为丰富的理性恢复名誉”。他承认他的思想与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方面的精妙分析的一致性，在他看来，“道路已被法兰克福学派打开了”。在《何为启蒙》一文中，福柯回顾了康德对启蒙的总结，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并认为自此以后很少有哲学不曾直接或间接地碰到启蒙这一问题，于是福柯如此看待现代思想的根本性质，他说：“现代哲学，这正是试图对两个世纪以前如此冒失地提出的那个问题（按即“何为启蒙”）作出回答的哲学。”[4](P528)在福柯看来，现代哲学自始至终没有认识清楚什么是启蒙，但又没能摆脱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于是他主张，我们这些作为由“启蒙”在某个方面从历史上加以确定而成其为自身的人，应当首先设法对自己进行分析，也就是做一系列尽可能精确的历史性调查，用他的话说，就是要做一番“知识考古”的工作。这项工作不仅是发掘启蒙之中那些无论如何必须加以挽救的“合理性的基本内核”（就像某些教条主义者对待黑格尔一样），而是还要指向启蒙的“必然性之现在的界限”，也就是指向对于我们自身作为自主主体的建构来说并非必不可少的方面。所以他认识到：“我们所经历的许多事情使我们确信，‘启蒙’这一历史事件并没有使我们变成成年，而且，我们现在仍未成年。”[4](P542)因为，在他看来，“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这就为启蒙的回归找到了事实上的依据，福柯以其极富传奇色彩的变化喻示了启蒙的流亡历程的终结，他在情绪激动且漂浮无根的时代吹响了醐醍灌顶般的回归号角。
三
启蒙思想从流亡到回归的各中原因是显明的，历经了现代性的“话语通胀”（inflation of discourse）并厌倦于后现代玩世主义的精神冒险游戏之后，我们渐渐地对无所不在且面貌狰狞的“后学”产生了怀疑：如果存在就是合理，那么当今文化精神中日渐显露出的暂时性又将如何支撑未来的意义？如果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时期，那么被大多数现代人当作了不证自明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短命理论是如何炮制出来的？由此进而言之，人类文化怎么会走到今天这般田地？接下来人们要追问的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自然就是：澄明的思想何以可能？这些显明的问题意识正逼应着我们任何可能维度的思考，而在根本性的思考中，我们必能触及到隐藏不露的机枢，勾勒出一幅思想史的“先遣图”，从而给艰难的时世一点精神确定性的慰藉。于是，“回归”成为了东山再起的守成主义的旗帜，并且很有可能成为21世纪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内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主题。
历史的发展需要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越来越多对传统思想遗产（尤其是启蒙思想）采取论战态度的学说大都不可避免地采取了传统观念并且都是建立在传统哲学基础上的。更具反讽色彩的是，这些反对者、解构者最终却证明了他们所反对的东西的正确性。从目的论的角度来说，回归是必然的，胡塞尔高屋建瓴地作了原则性的说明，他说：“从那势必焚毁万物的无信念的大火之中，从对西方对于人类负有的使命的绝望的洪流之中，从严重的困倦造成的废墟之中，一种新的内在精神生活的不死鸟将站立起来支撑人类伟大而遥远的未来；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不死的”。[5](P175) 虽然对启蒙的回归未必就是任何一种形式的复古（其实复古也没什么不对），但人文精神的内在发展轨迹终归指向了回归的途程。
在20世纪这个“天下大乱”（维特根斯坦语）的“极端年代”（霍布斯鲍姆语）里，各种形式的流亡成为了思想放逐的绝佳隐喻，成为思想飘零的直观纪念物，代表着文化精神的苦难历程，或者干脆就是“礼崩乐坏”的外化。犹太人栖栖惶惶的生死奔突乃是“理性”狰狞本质的必然结果，俄罗斯流亡思想家塞翁失马的异乡辉煌实是“主义”论战的误赐，其他国度大多数的“无罪流放”只为纯化一种审美主义的不实理想，至于全球化时代包裹在高科技中的平庸更是最为隐蔽的足以让思想“安乐”死去的价值耗竭。从表面上看，思想、政治上的流亡只是特殊时代的奇特现象，但它却承载着几百年、几千年的磨难和紧张，聚集至今，终于以排山之势席卷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勾勒出一幅思想史上最新一轮的“出埃及记”。
而时人所谓“流亡”、“练狱”云云，一方面受到了历史事件的强烈刺激，另一方面也是一种创伤意识的沉淀和精神上的夸张呻吟，或者是“贫乏时代”的思想家在语言表述上为求“取譬”之便而造作出的口号。实际上，思想的转型或动荡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而且这种破坏性的思想进渡不仅出现在“礼崩乐坏”的年代，就算在凯歌行进的的时期里，传统的理性精神也要受到极大的挑战并出现大的波动。在17、18世纪这两个被称作“理性的世纪”和“启蒙的世纪”之中，理性和启蒙的发展也绝非一帆风顺。与此相应的是，此前成就辉煌的文艺复兴内部（一说在1517年，一说在1520年）也曾经出现过较大的裂痕，只不过被文艺复兴的光芒遮盖住了，或被思想史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春秋之笔删削掉了。此后而至黑格尔，思想的历程亦颇多坎坷。其实当时的思想家早就感受到了今人所谓的“危机”与“破败”，不独今日为然。经受了现代、“后现代”风雨的浸淫之后，我们再回过头看历史上思想的步履、理性的发展以及启蒙的命运，便会在俯仰取舍之间将人们习为圭臬的历史理念做一重新整合，以此消弭由历史表象所造成的断裂感受，至于流亡、危机之说也将得到恰当的理解，如此则“流亡与回归”的历史双重变奏也就昭然若揭了。
当今的文化流变与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情势极为相似，我们必能从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当代之言。回归之路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