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既然自然或道的运动方式是人的行为应当效法的最高法则，那么，我们不也可以认为自然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关系的天然方式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田和相互关系的最高范式吗?这就是说，人类社会秩序的最高范本也正是那种人类社会的自然呈现秩序。所以，如果把这种对“道”和“自然”的理解推之于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不难推出人类行为的伦理之应当。这就是，遵循人类社会的自然关系和自然秩序。所谓人类社会的自然关系和自然秩序，当然就是父子等人类孳生的天然关系和秩序。那么，人类有一种维护这种自然的关系和秩序的、内在于人本身的行为动机吗?当然有。这就是与这种自然关系和秩序相对应的自然情感，即与人类孳生的天然关系和秩序相对应的夫妇、父子、兄弟等之间的自然情感。我们遵从了这种自然的情感，就同时维护着这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由于人类孳生的天然关系即宗族内部自然关系的最核心部分正是父子兄弟等，因而，社会道德秩序的建立理所当然应当从此人手。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孔子把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观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并把它从一般的行动哲学领域推进到了人类社会的伦理领域。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论断，正是与这种自然主义的基本思路相互吻合的。所以，我们认为，在对道德根源的态度问题上，孔子的伦理理论与老子自然主义的哲学观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依照这种自然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可以轻松地建立起宗族内部的“道德”秩序。但是，整个社会呢?因为整个社会并不是只由一个单一的宗族构成的。于是，在面对道德扩展问题时，这种伦理自然主义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必须有一种新的东西被引入，原有道德观念的进一步扩展即道德的普遍化才能实现。在此，孔子采取的是一种“类比”的思维方式一一“能近取譬”(《论语·雍也》)，也就是宋儒所说的“推己及人”。他人可以譬之于自己，君臣可以譬之于父子，朋友也可以譬之于兄弟，如此，等等。于是，整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在宗族内部“道德秩序”的基础上通过类比的方法建立起来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宗法道德秩序，不正是这样一种思路的产物?
　　孔子的宗法主义道德观，从其逻辑思路上讲，正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通过上面的勾勒，我们也可以发现，孔子在构建自己伦理思想的过程中，前后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哲学立场。
　　首先，在对待道德根源的问题上，孔子所持的是一种自然主义哲学观。这一点，我们在上面的论述中已有清楚的表述。
　　由于在道德根源的问题上，孔子所持的是一种自然主义的哲学立场。所以，“亲情(或人情)”的原则成为它的核心原则。所谓“亲情”原则，就是爱或者善待亲人的原则，这种伦理原则，使孔子的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种宗族主义的倾向。
　　其次，在把建立在自然主义基础之上的“宗族道德”扩展成为整个社会的宗法道德时，孔子采取的却是有别于自然主义的个体主义哲学立场。
　　如上所述，孔子伦理思想中普遍主义成分是通过建立在“类比”方法之上的道德扩展过程而实现的。但这种“类比”的方法实际上就是以把道德主体理解为作为个体的人为前提的。何谓“能近取譬”?最近者莫过于自己本身。所以，在宋儒看来，“能近取譬”实际上就是“推己及人”。因而，“能近取譬”的道德扩展实际上是建立在一种对作为个体的自己的思想、情感等体验的基础之上的。所谓“能近取譬”或者“推己及人”，实际上就是以作为个体的自己为参照标准来看待其他人的道德地位。我是人，其他人也是人，我应当要受到道德关怀，其他人当然也应当受到道德关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要受到道德关怀，其他人的父母兄弟姐妹等当然也应当要受到道德关怀，如此，等等。显然，这种道德扩展方法是以把作为个体的人一自己从族群中分离出来做一种单独的看待为前提的，因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个体主义的哲学立场。个体主义，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成为道德普遍主义的逻辑前提。
　　由于在个体主义哲学立场的基础上推演出了道德的普遍性，所以，在亲情原则的基础上，孔子又推演出了“泛爱”原则。孔子的一句话说得明白：“弟子人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所谓“泛爱”原则，就是爱或者善待除亲人外的其他人的原则。正是这种原则，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保证了孔子的“仁爱”观作为伦理思想所必要的普遍性。
　　由此可见，孔子伦理思想中，包含有两种不同的道德原则(即“亲情”原则和“泛爱”原则)和价值理念(即宗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由于这两种道德原则和价值理念分别建立在不同的哲学立场之上，所以，它们之间并没有一种逻辑上的推演关系。这就使孔子的伦理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了双重性的特征。
　　
    二、孔子伦理思想的内在冲突与调和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发现，孔子的伦理思想中包含有两种不同的道德原则(“亲情”原则和“泛爱”原则)和价值理念(宗族主义和普遍主义)，而且，由于它们是不同哲学立场的产物，所以，彼此之间并没有一种相互推演的逻辑关系。正因如此，孔子的这种“仁爱”伦理思想在运用于社会道德生活时，就必然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就将发生在“亲情”原则与“泛爱”原则或宗族主义与普遍主义的交叉点上。这一点，实际上早已被孔子的同时代人清楚地看出。《论语·子路》中叶公对孔子的诘难，正是针对孔子“仁爱”伦理思想中的这种“内在冲突”而设置的。
　　《论语·子路》中叶公对孔子的问话是这样的：“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我们所认为的真正有道德的人是这样行动的：做父亲的偷了羊，做儿子的去指证他。对此，您的观点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