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道德是普遍的。但道德训条是道德领域的而不是普遍的，比如：
　　“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论语·里仁）（论语·宪问）“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这些出语是道德准则而不是经济领域内的原则，在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上理解，道德高于物质财富是古今中外的通例，但在经济行为中是否运用和如何道德原则与在战爭中能否或怎样应当运用道德原则一样，即不是道德问题也是不经济行为或战略战术原则，而是一个人性问题，正如前面对人性的分析一样，这里不可能性存在评判的形式标准，当然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最能表现真正的人性，不在文化阐释领域就完全不能真正地理解这一点，后世断腐儒章取义和人们对此的攻击，造成了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今天如果以自己的误读此归罪于传统文化，就愧对今天这样广阔的文化大视野，也愧对先人了。
　　以贫穷抵制富裕当然是一种愚昧，以富裕歧视贫穷却是一种罪恶，前者是经济领域内的文化问题，后者是道德领域内的文化问题，文化问题与经济、道德问题都不在一个层次，相互之间不能简单地引用原则，儒家文化首先是文化，或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化形式，儒家文化的政治化只是它作为社会形态的一个方面，一方面儒家文化以自己的自觉牺牲造就了封建政治体系，成就了它的伟大和辉煌，也以政治形式把这种牺牲强加到所的人，包括它自已，这也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保守、封闭、压抑、不平等的一面。美国精神能够直接成为美国文化形象首先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个人与社会有共同的价值平台，个人精神面貌与社会意识形态可以在文化上同构，但文化形态的动力性永远是自身的，对文化认同的文化自觉性才是美国精神后的真正动力性，但美国文化缺少文化自身的精神形态，基督教精神与理性文化的结合总是互为的而不是自为的，个性的人性总是被分解，当个性成为属性时，个性的真正本质也就消失了，因此人总是在社会生活中被俘获，失却具有最终意义——真正的人性自我；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这种先天的物质基础，因此也没有这样一个社会性的文化平台，作为奋斗—分配型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本源的文化形态并不同一，前者是功利价值，为生存导向，后者是对前者的自觉，是纯粹精神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具有完全的文化形态特征，在社会形态上表现超越的统一性。中国人的文化个性是鲜明的，当然自觉程度差别很大，但在社会形态上的文化一致性恰恰不是属性，因此也就没有社会结构上的共性，政治上的不自觉就成为奴性，或许这正是过去许多志士痛恨中国人一盘散沙，没有政治上的凝聚力的原因，但把这些现象归结为文化上的原因却是错误的，有人以至于认为反文化反理性才能得到彻底改变， 文化形态恰恰是以对文化的认同的自觉性成为社会的最本质的精神动力，中国社会形态的病态不是文化精神病而是生理病，这与西方社会的社会病态恰恰相反，如果理解了文化形态与人性之间的一致性，我们就会对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生有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