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些情况下死亡比在无法忍受的方式下继续生活要好得多）时，克贝表示赞同的方式真引人注目，他笑着表示赞同，而且用自己家乡的方言（62a）；而当苏格拉底说出自己对哲学的理解，把哲学表述为就是“学习死亡”（或按伽达默尔的说法，用“死亡”解释一切哲学的意义）时，西米阿斯则笑了起来（64a）。伽达默尔说，柏拉图以此来表明：这些毕达哥拉派的朋友“完全被理性的合理性理想所主宰着”，宗教传统对于他们“实际上已经如此苍白无力，以至灵魂在彼岸的命运问题不再有任何重要性” [7]。 
那么，与他的毕达哥拉派朋友相反，苏格拉底则利用灵魂净化的思想来证明自己欣然赴死的正当性（64b-68b）：对于哲学家来说，死无非就是灵魂摆脱了肉体的束缚成为纯洁的，从而更有可能求得“真实的智慧”或“纯粹的知识”，见到美本身、善本身；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家追求智慧就是在学习死亡，即训练自己活着而保持死的状态。在这里，伽达默尔指出，毕达哥拉派的纯洁概念显然已经被苏格拉底悄悄地改造了（66d），对于传统的毕达哥拉派信徒来说，纯洁只在于遵守秘仪性的洁净戒律却没有一种自我理解，“与此相反，对苏格拉底来说，纯洁意味着对他自身——专注于思想的哲学家之生活——的一种新的意识” [8]。总之，根据伽达默尔，苏格拉底把对哲学生活也即纯粹思想的自我意识理解成纯洁的灵魂，他就用自己的这种纯洁灵魂观改造了传统宗教的纯洁灵魂观；“纯粹思想”与“自我理解”，这是伽达默尔总结苏格拉底灵魂观的关键词 [9]。 
伽达默尔在这里又注意到对话进程中的一个戏剧情节，就是苏格拉底对毕达哥拉派宗教传统纯洁灵魂观的改造竟然得到了两个毕达哥拉派朋友的强烈认同（67b）。为什么会如此？伽达默尔解释道，因为苏格拉底所提出的“纯粹思想”正是这一代毕达哥拉派所致力于的科学特别是数学的标志性特征，或者说反映了后者的本质，尽管他们当然不会理解数学的这种纯思本质，因为他们不理解理念论。我可以说，这是伽达默尔从他的诠释学设定出发对这一标志性情节的必然解释。我们知道，不仅在这里，而且在整个谈话的各个阶段，苏格拉底都以他的言论主宰了他的对话者，使他们最后认同他。那么，苏格拉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事情真的像伽达默尔所说，他之所以使他们信服，是因为他指出了他们自己尚没有清楚意识的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本质？柏拉图这样安排情节，用意到底何在？ 
伽达默尔的看法诱惑我们——伽达默尔《斐多》篇的普通读者——去猜想，苏格拉底与他的毕达哥拉派朋友对待宗教传统的态度，是否并不像我们自跟随伽达默尔的分析以来一直以为的那样对立？因为苏格拉底的思想倾向与后者的科学主义看来本质上是一致的。后者只认科学的合理性，对灵魂的彼岸命运丝毫不感兴趣，而苏格拉底在论到与死相连的灵魂纯洁问题时所考虑的也只是哲学家的纯思生活，并不真的与任何对彼岸的宗教性想象相干。苏格拉底与后者的不同似乎仅仅在于，后者完全拒斥了传统宗教，而苏格拉底则利用了它。我们普通人——事实上哲学家著述的绝大多数读者都是普通人——在面临死亡问题时为寻求慰藉与解脱最容易、也最通常采取的恐怕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出于常识，我们很容易去认为苏格拉底与他的科学界朋友正处在宗教的与非宗教的这两端，在紧接着的一段论述中，伽达默尔的解释也似乎并不完全否定我们平常灵魂的这种天真认识，他说，与对此岸的专注相应，毕达哥拉派朋友的理性态度就是[科学]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与传统的荷马宗教相反，认为死亡就是人的灵魂整个的分解（70a）”，他们于是据此怀疑灵魂的不朽与彼岸的生活。他进而精辟地指出，“正是当时（modern）这种对彼岸与不朽的怀疑为谈话给定了真正的主题：提出关于灵魂不朽的证明以反对这样的怀疑主义”[10] 。看来，伽达默尔确实并没有明确反对我们平常灵魂的认识：“真正的谈话”主题涉及到对待死亡问题的两种对立态度，一方是科学界的朋友，他们怀疑灵魂不朽，另一方是苏格拉底，他力图证明灵魂不朽。对此，平常灵魂的理智无疑会有两点希望：苏格拉底是真的相信灵魂不朽的；苏格拉底将不会仅仅做做姿态进行反驳，而是提出了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灵魂不朽。继续阅读伽达默尔的《斐多》篇将使我们看到，正是在这两点上，他为了他的诠释学微言大义而悄悄地远离了平常人的理解。 
我个人同意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以一个特定的宗教问题开场是为了“通过强调使重要的事情显得清楚明白”，但是，我认为他从其普遍的诠释学观念出发所做的解释并没有使这里的事情本身变得清楚明白。他原则上对对话的戏剧特色的强调无疑是正确的，理由是，区别于论文，对话正是以其戏剧性因素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辩证法最本质的东西。柏拉图通过写作展示了一个辩证法的历程，柏拉图的文本被读者展开时则开启了一个辩证法的历程。在柏拉图所生动描摹的辩证法历程中，他很容易让苏格拉底选择对话者并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他当然也深知道，他的文本一旦成型并向读者敞开，它便不能再像苏格拉底那样选择读者，不能保证其话语不被放在一个单一的平面上来对待。所以，我完全不能否认，柏拉图写作《斐多》时知道其大多数读者恐怕还是平常的灵魂，这样说来，他便可能会照顾到这些平常灵魂的宗教性指望。另一方面，我同样也不能否认，柏拉图会想办法让另外的少数读者即哲学家或潜在的哲学家们从其文本中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得到有选择性的教诲，就像苏格拉底还活着，从字里行间跃然而出，比如伽达默尔就能看到柏拉图通过强调使重要的事情显得清楚明白。假如柏拉图真的如上所述要使其文本对不同的读者显现为不同的话语或引起不同的对话，他便确实要充分利用其文本的戏剧性，正是在这方面，我不得不说，尽管伽达默尔的《斐多》篇似乎让柏拉图的文本开启了一个柏拉图与伽达默尔的对话，但由于伽达默尔出于其普遍诠释学观念预先把柏拉图的意图、把他与柏拉图之间可能的视界融合设定为所谓苏格拉底与毕达哥拉派之间的结合，他便完全没有像他所主张的那样，充分考虑到对话的戏剧性特征所体现的辩证法要素的丰富性。伽达默尔的设定虽然来自对对话场景安排的考察，但却是高度提炼与抽象的考察，以便于体现其诠释学意识所关注的要点，即必须从哲学与科学的区别与联系中来理解苏格拉底的观点。根据他的考察，《斐多》对话似乎是单独地、秘密地在哲学家苏格拉底与毕达哥拉派科学家之间极有象征意味地进行，他拒绝甚至反对考虑更加具体的时间、地点、场景，特别还有其他的人物在场这一事实[11] 。实际上，除了两个毕达哥拉派的朋友，在场的人物还有很多，有哲学家，也有像克力同这样的平常人，据色诺芬，他是一个“好人”加“富人” [12]，他《斐多》中，他像平常人一样对传统宗教充满虔敬，正是他在开场的一个关键时刻曾经饶有意味地打断过苏格拉底（63d），也正是他才是苏格拉底临终之际的最后交谈对象（115a-118a）。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不仅有像克力同这样的平常人参与了对话，而且苏格拉底本人（至少表面上看来）也显得像平常人那样亲近于宗教性，他不仅在论证灵魂不朽时多次提到了神（hades与theoi） [13]（苏格拉底嘴里的神与传统宗教之神的关系是另一个重大问题），而且，跟他在别的对话中所一贯表现的从容不迫态度不同，他急切地、反复地讲他是为了使自己、也使他们“相信” [14]，再者，苏格拉底在对话的各个阶段使毕达哥拉派朋友的信服，至少表面看来正是把这些科学界朋友引向了宗教的信念（这一表面现象本身极有意义）。所以，我可以说，不论柏拉图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他都没有像伽达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