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式的斐多篇(5)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诠释学意识以为纯思是使关于自然的科学与数学认识获得明确自我理解的基础，用伽达默尔的话说：“科学来自理念世界，也只有理念世界才使科学成为可能”[27] 。因此，苏格拉底的纯思，本质上说，并不是对自然哲学的方向的扭转，而是对其本质的揭示。从自然哲学到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反省的发展，表现出思想之纯粹性的本质上的上升过程，大约可以表示为“自然认识¬—数学科学—理念纯思（灵魂的自我理解）”的进阶。如果说在苏格拉底思想这里存在着什么转向，那就是向纯粹思想的转向。所以伽达默尔从“第二好的道路”这里看到的其实是“更好的道路”，人以为敝帚，我自珍为利器。于是伽达默尔蛮有把握地说，关于苏格拉底的转向所说的那一困境，“把他引入其中的与其说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毋宁说是其‘智者式的’应用与歪曲” [28]。尽管他也看到了科学启蒙与智者派怀疑主义的历史关联，但他没有继续追问自然哲学与智者派思想是否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我恐怕得说，从其诠释学设定直到其诠释最终得出的灵魂理解，伽达默尔是前后一贯的，所以，这里不存在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其所作的诠释是其诠释学意识的贯彻，不过，据我个人粗浅的看法，这却未必与柏拉图的意图融合。他的灵魂理解专注于灵魂的纯粹“存在”，这种存在观又更多地受亚里士多德的ousia存在观所支配，而与柏拉图所关注的灵魂的美、善以及灵魂各部分的正当秩序无关。所以，诠释学意识把灵魂理解成“在其存在中完满理解其自身”的存在，把灵魂作为纯粹思想归属于理念的世界，它所获得的首先是关于灵魂的“存在论”知识。而柏拉图则始终从灵魂与理念（美本身、正义本身，以及最高善之理念）的关联中思考灵魂，灵魂始终是与整体相关联并向整体敞开的，他关于灵魂所获得的知识首先是政治的知识。诠释学路向在诠释《斐多》时的后果，将马上得到进一步的显示。
六 结论
《斐多》的结构像一个吐火女妖（Chimäre），开头是故事，结尾也是故事，头尾都与灵魂不朽的宗教信念纠缠不清，而哲学的论辩夹在中间。就伽达默尔的诠释意图来讲，澄清苏格拉底的灵魂观，目的便已经达到了，但是，《斐多》结尾所讲的东西迫使他回到这一问题：这种诠释学灵魂观与灵魂不朽信念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种只关注其存在的灵魂观本质上与这一信念无涉，所以，伽达默尔说，“每一个柏拉图的解释者都不可能看不到，对理念与生命和灵魂之间本体关系（Seinszusammenhang）这种证明尽管是卓越的，但并不能证明比生命和灵魂的‘理念’特征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它确实不能消除每个个体灵魂所具有的那种要被毁灭（Nichtsein）的恐惧，不能消除渗透在灵魂自我认识中的恐惧”[29] 。他接着强调说，这也是柏拉图的意思。——不论柏拉图多么生动、优美地描绘了苏格拉底的欣然赴死，多么具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苏格拉底作为哲学的典范事实上战胜了死亡，伽达默尔的结论仍然是：死亡恐惧不可消除、从未消除。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的优秀学生，恐惧（Angst）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关键词。恐惧是与人根本的有终性相连的原初事实，我认为，这里面隐藏着诠释学的深刻历史意识的秘密。死亡恐惧的不可消除，这是伽达默尔诠释学隐微论（esoterisch）实践得出的一个终极之言；“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灵魂不朽证明”是其《斐多》篇的表面题目，其真正的、隐微的题目正好相反：“柏拉图《斐多篇》中对死亡恐惧的不可消除之原初性的证明”。
不过，在“迄今有效的宗教传统彻底崩溃”的时代，对经过科学启蒙的现代哲人来说，不可消除的死亡恐惧这一原初事实却并不是件消极的事，相反，永远与我们的最本己存在相连的死亡恐惧呈现出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的“自由”。在最后一个灵魂不朽证明之后，苏格拉底讲起了人死后灵魂所去世界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劝其听众要对自己“念咒”似地重复他们所期望的这些前景（114d），这显然是对关于我们人[心]中之孩子的绝妙隐喻[30] 的回复，伽达默尔说，在对这个隐喻的回复中，整个论证的意义问题得到了回答：“从来没有消除的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我们必然对在感性经验中与我们相遇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有限存在的超越思考（Hinrausdenken）的另一面” [31]。而这一超越思考的能力，显然只能被理解为自由。伽达默尔正确地看到，苏格拉底 [32]提到“念咒”时，心中“特别想到的是宗教传统[对死亡问题]的回答”，这表明这里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对死亡问题的科学-哲学的解决与宗教解决这原初的二元对立，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诠释学意识在死亡问题上所看到的原初问题与平常灵魂、与古代哲人所看到的根本不同，所以，死亡问题以及对它的宗教回答并没有让它去像常人或古人那样去设想，是否可能有对死亡的胜利，在它看来，宗教回答的存在只不过表明了恐惧原初的不可消除性。所以当伽达默尔说下面这句话时他的意图与柏拉图完全不一样——“这个任务[即念咒以除死亡恐惧的无尽任务——引者]是我们人类存在给予我们的，即那促使我们超越最切近的感性世界而思考[的那种能力]所给予我们的。柏拉图通过灵魂与理念的关联所思考的正是这个事实”[33] 。我们固然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当柏拉图把灵魂与理念联系起来时，他表现了人类自由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完全不像伽达默尔所设想的那样以人的有限性为基础，对柏拉图来说，灵魂与理念的联系意味着它对永恒的敞开性，意味着人对秩序整体（Kosmos）的归属。对人的有死性、有限性的所谓洞见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意识，是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命门所在。
通观伽达默尔的整个《斐多》篇，我可以说，他从其诠释学意识出发，遵照海德格尔的教导，以自己的设定彻底考问柏拉图，最终达到了摧毁或解构（Destruktion）的目的，从《斐多》那里得出了现代诠释学意识的秘义：“自由”=“恐惧”。通过这样的诠释学意识的透视，他在其《斐多》篇的最后便可以说，柏拉图之灵魂与理念的关系体现了康德意义上的作为理性事实的自由，借助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我们不难理解这句最后的话的意义，康德是在理性深处发现其时间性与有限性的第一个现代哲人，以致他自己都不得不从其伟大发现面前退却。
《斐多》是哲学与诗歌结合的完美表现，它以一种诗性的双关，既似哲学、又似神学地探讨了人类对死亡与灵魂不朽问题所能达到的限度，所以它要求我们结合其整个的诗的结构来理解其中哲学的论辩，可惜，伽达默尔的诠释专注于其诠释学设定的逻辑贯彻，并没有像他所说那样的认真对待其中诗的论证，而只是用戏剧情节的分析来印证他自己的逻辑结论。我认为，苏格拉底在哲学论证结束之后的故事讲述其实是以形象的方式谈论理念与诸神的关系，而整篇对话的高潮并非其哲学论证的结束而是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情景。苏格拉底的形象对于适合哲学生活的人来说是对哲学的最高赞美，是对哲学生活的鼓励，对于适合于虔敬生活的人来说则是对虔敬生活的劝勉。现代（诠释）哲学则对不值得对之充满虔敬的东西（死亡、有限性、恐惧）有一种虚假的虔敬激情。在全篇对话的终曲，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人之将尽时嘱咐克力同遵照雅典人的宗教习俗行事，这再一次表明哲学家是虔敬的，但是这一虔敬的意思却是双关的。由于柏拉图的意图被隐藏在其美妙的诗歌中，所以在我们阅读它时，这一古典文本本身的真理要求对我们的挑战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只有三种可能的选择，通过阅读认可或拒绝它的真理要求，或者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对此做出决定而需要继续学习，现代哲学诠释学则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1]最初发表于Wirklichkeit und Reflexi
我恐怕得说，从其诠释学设定直到其诠释最终得出的灵魂理解，伽达默尔是前后一贯的，所以，这里不存在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其所作的诠释是其诠释学意识的贯彻，不过，据我个人粗浅的看法，这却未必与柏拉图的意图融合。他的灵魂理解专注于灵魂的纯粹“存在”，这种存在观又更多地受亚里士多德的ousia存在观所支配，而与柏拉图所关注的灵魂的美、善以及灵魂各部分的正当秩序无关。所以，诠释学意识把灵魂理解成“在其存在中完满理解其自身”的存在，把灵魂作为纯粹思想归属于理念的世界，它所获得的首先是关于灵魂的“存在论”知识。而柏拉图则始终从灵魂与理念（美本身、正义本身，以及最高善之理念）的关联中思考灵魂，灵魂始终是与整体相关联并向整体敞开的，他关于灵魂所获得的知识首先是政治的知识。诠释学路向在诠释《斐多》时的后果，将马上得到进一步的显示。
六 结论
《斐多》的结构像一个吐火女妖（Chimäre），开头是故事，结尾也是故事，头尾都与灵魂不朽的宗教信念纠缠不清，而哲学的论辩夹在中间。就伽达默尔的诠释意图来讲，澄清苏格拉底的灵魂观，目的便已经达到了，但是，《斐多》结尾所讲的东西迫使他回到这一问题：这种诠释学灵魂观与灵魂不朽信念的关系是什么？因为这种只关注其存在的灵魂观本质上与这一信念无涉，所以，伽达默尔说，“每一个柏拉图的解释者都不可能看不到，对理念与生命和灵魂之间本体关系（Seinszusammenhang）这种证明尽管是卓越的，但并不能证明比生命和灵魂的‘理念’特征更多的东西，毫无疑问，它确实不能消除每个个体灵魂所具有的那种要被毁灭（Nichtsein）的恐惧，不能消除渗透在灵魂自我认识中的恐惧”[29] 。他接着强调说，这也是柏拉图的意思。——不论柏拉图多么生动、优美地描绘了苏格拉底的欣然赴死，多么具有说服力地表明了苏格拉底作为哲学的典范事实上战胜了死亡，伽达默尔的结论仍然是：死亡恐惧不可消除、从未消除。伽达默尔是海德格尔的优秀学生，恐惧（Angst）则是海德格尔的一个关键词。恐惧是与人根本的有终性相连的原初事实，我认为，这里面隐藏着诠释学的深刻历史意识的秘密。死亡恐惧的不可消除，这是伽达默尔诠释学隐微论（esoterisch）实践得出的一个终极之言；“柏拉图《斐多篇》中的灵魂不朽证明”是其《斐多》篇的表面题目，其真正的、隐微的题目正好相反：“柏拉图《斐多篇》中对死亡恐惧的不可消除之原初性的证明”。
不过，在“迄今有效的宗教传统彻底崩溃”的时代，对经过科学启蒙的现代哲人来说，不可消除的死亡恐惧这一原初事实却并不是件消极的事，相反，永远与我们的最本己存在相连的死亡恐惧呈现出作为有限存在的人类的“自由”。在最后一个灵魂不朽证明之后，苏格拉底讲起了人死后灵魂所去世界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他劝其听众要对自己“念咒”似地重复他们所期望的这些前景（114d），这显然是对关于我们人[心]中之孩子的绝妙隐喻[30] 的回复，伽达默尔说，在对这个隐喻的回复中，整个论证的意义问题得到了回答：“从来没有消除的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是我们必然对在感性经验中与我们相遇的世界以及我们自己的有限存在的超越思考（Hinrausdenken）的另一面” [31]。而这一超越思考的能力，显然只能被理解为自由。伽达默尔正确地看到，苏格拉底 [32]提到“念咒”时，心中“特别想到的是宗教传统[对死亡问题]的回答”，这表明这里事实上已经触及到了对死亡问题的科学-哲学的解决与宗教解决这原初的二元对立，但是，由于我们已经指出的诠释学意识在死亡问题上所看到的原初问题与平常灵魂、与古代哲人所看到的根本不同，所以，死亡问题以及对它的宗教回答并没有让它去像常人或古人那样去设想，是否可能有对死亡的胜利，在它看来，宗教回答的存在只不过表明了恐惧原初的不可消除性。所以当伽达默尔说下面这句话时他的意图与柏拉图完全不一样——“这个任务[即念咒以除死亡恐惧的无尽任务——引者]是我们人类存在给予我们的，即那促使我们超越最切近的感性世界而思考[的那种能力]所给予我们的。柏拉图通过灵魂与理念的关联所思考的正是这个事实”[33] 。我们固然可以按现在的话说，当柏拉图把灵魂与理念联系起来时，他表现了人类自由的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完全不像伽达默尔所设想的那样以人的有限性为基础，对柏拉图来说，灵魂与理念的联系意味着它对永恒的敞开性，意味着人对秩序整体（Kosmos）的归属。对人的有死性、有限性的所谓洞见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意识，是现代哲学诠释学的命门所在。
通观伽达默尔的整个《斐多》篇，我可以说，他从其诠释学意识出发，遵照海德格尔的教导，以自己的设定彻底考问柏拉图，最终达到了摧毁或解构（Destruktion）的目的，从《斐多》那里得出了现代诠释学意识的秘义：“自由”=“恐惧”。通过这样的诠释学意识的透视，他在其《斐多》篇的最后便可以说，柏拉图之灵魂与理念的关系体现了康德意义上的作为理性事实的自由，借助海德格尔对康德的解读我们不难理解这句最后的话的意义，康德是在理性深处发现其时间性与有限性的第一个现代哲人，以致他自己都不得不从其伟大发现面前退却。
《斐多》是哲学与诗歌结合的完美表现，它以一种诗性的双关，既似哲学、又似神学地探讨了人类对死亡与灵魂不朽问题所能达到的限度，所以它要求我们结合其整个的诗的结构来理解其中哲学的论辩，可惜，伽达默尔的诠释专注于其诠释学设定的逻辑贯彻，并没有像他所说那样的认真对待其中诗的论证，而只是用戏剧情节的分析来印证他自己的逻辑结论。我认为，苏格拉底在哲学论证结束之后的故事讲述其实是以形象的方式谈论理念与诸神的关系，而整篇对话的高潮并非其哲学论证的结束而是苏格拉底从容赴死的情景。苏格拉底的形象对于适合哲学生活的人来说是对哲学的最高赞美，是对哲学生活的鼓励，对于适合于虔敬生活的人来说则是对虔敬生活的劝勉。现代（诠释）哲学则对不值得对之充满虔敬的东西（死亡、有限性、恐惧）有一种虚假的虔敬激情。在全篇对话的终曲，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在人之将尽时嘱咐克力同遵照雅典人的宗教习俗行事，这再一次表明哲学家是虔敬的，但是这一虔敬的意思却是双关的。由于柏拉图的意图被隐藏在其美妙的诗歌中，所以在我们阅读它时，这一古典文本本身的真理要求对我们的挑战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只有三种可能的选择，通过阅读认可或拒绝它的真理要求，或者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对此做出决定而需要继续学习，现代哲学诠释学则似乎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1]最初发表于Wirklichkeit und Reflex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