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统形而上学的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与出走[8]

??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突破是现代哲学对于传统形而上学批判，并完成其转向的另一个不可忽缺的方面。巴门尼德完成“思维与存在同一”的论证，一方面框定了后世哲学的基本问题，另一方面却同时奠定了西方理性主义的同一性思维范型。追求同一、排斥差异成了哲学发展的主流，这一点，无论是在一元论那里还是在二元论那里，无论是辩证法运动观还是形而上学静止观都是异曲同工。只不过二元论和形而上学对同一的标准、尺度，比一元论和辩证法更加静止、绝对、僵死而已。

??近代哲学对于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的追求及其由此带来的消极影响，遭到现代哲学诸多流派的抨击和否定，从克尔凯郭尔用“非此即彼”消解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辨的正反合题的“亦此亦彼”[9]，到波普尔的反辩证法[10]，再到科学主义思潮诸多流派视黑格尔思辨逻辑为不合逻辑[11]，认辩证法为诡变法，直至阿多尔诺以启蒙辩证法、否定辩证法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绝对同一性、绝对肯定性[12]，竭力恢复备遭排斥、压制的非同一性、差异性，而坚持非此即彼的否定性(而不是否定之否定的扬弃)。现代哲学诸流派普遍地抵制、批判传统的辩证法对绝对同一性的凸现与追求，其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大都已深深地意识到在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笼罩下，任由“意识暴力”肆虐，不仅一切的一切皆被纳入正反合题的魔法，削足适履地纳入肯定一否定一(否定之否定即扬弃)辩证肯定的三段式圆圈，这种以辩证的否定取消了肯定，将否定变成了肯定的一个环节而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的做法，势必导致听凭辩证法(使用者)对一切加以剪裁、度量，造成理论思维方面的独断、抽象和任意；而且，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追求绝对同一性的辩证法其合理性一旦与合法性相结合而成为某种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方面带来的就不只是对现有的社会文化制度的肯定性的辩护，而更可能导致(阿多尔诺并非危言耸听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惨剧[12]。因此，现代哲学对辩证法的批判与反驳，真正说来，是与恢复辩证法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给予差异、非同一性以合理合法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同现代社会对个体权利、价值的关注，对多元文化的倡导，对文化霸权、帝国主义技术统治的抗拒更是息息相关。

??从传统辩证法绝对同一性的阴影出走，给现代哲学带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其中，对于以(人为的)二元对立为前提的绝对同一性思维模式的抛弃，即使人由自我意识所设置的对象化的世界，回到了世界本身，回到了人自身。同时，对于辩证法真实的非此即彼的否定性的强调，也摆脱了对那种混淆肯定与否定之间界线，用否定之否定即思辨的肯定消解、替代否定的魔法，从而恢复了是与非之间的界限，保留了事物自身不断的开放性。

四、传统形而上学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确信之失效

??本体论证明之所以能达到上帝观念与上帝存在之间的同一，还是仰仗比这两者更为在先的绝对无条件的东西，那就是来自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它通过逻辑普遍性、必然性得以表达，也即是：凡是建立在这种理性自我的确定性基础之上，获得逻辑普遍性、必然性的东西，也就是绝对可靠的东西。因此，与其说是上帝创造了一切，创造了人，不如说，是人的理性自我赋予上帝这种创造的普遍必然性。正是在本体论证明的这种神学性质驱动下，启动了近代哲学对于不证自明的、超越于经验之上的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论证。因为从这种第一原理、绝对基础和本质出发，不仅可以保证思想理论体系的普遍必然性，还可以贯通经验与先验。在这一点上经验论与唯理论、规定的判断与反思的判断都是相同的，只是在演绎的取向上相反而已。因而，从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到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就有所谓的自我、实体、单子和先验统觉、自我、绝对同一、绝对理念；从培根、洛克、贝克莱、休谟到霍尔巴特、狄德罗、费尔巴哈便有了形式、物体、感觉自我、物质、自然等。所有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体系中的这些核心范畴都表达了他们各自对先验的绝对确定性的追求及其把握，近代哲学对于第一原理、绝对确定性竭力追求的强烈的理论动机，最终导致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泛滥盛行。

??传统形而上学所确信的理性自我的绝对确定性，并非绝对确定，由此而来的普遍必然性亦非绝对可靠。因为只要是建立在这种逻辑演绎证明之上的东西，它本身也要接受逻辑论证。然而，传统形而上学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能够解释、论证一切的前提，其本身必然无需解释、论证，也不能被解释、论证，能成为一切的一切之根据的根据本身不可能再有根据。否则，它就违背了逻辑演绎论证的操作准则，将会陷入无穷的循环而无法成为绝对的确定性，也无法获得普遍必然性。然而，这样却把理性自我逼到了它的反面，原来，整个传统形而上学所追求的——能够带来普遍必然性——理性第一原理、绝对基础或绝对确定性，其本身的前提却是非理性的信仰、信念或确信。这真是天大的秘密，然而正是非理性主义者首先发难，道破了理性主义的天机而使其陷入理性危机之中。从这一点看，我们就不难理解和把握，为什么在黑格尔完成了庞大严密的理性体系之后，他的天才之作非旦没有给理性主义发展带来长治久安的绝对确定的基础，反倒是引发了非理性主义的爆发和兴起。因为，黑格尔思想体系既是对理性王国的最完美的建筑，同时，也正是在他对理性特性、功能和使命的炉火纯青的发掘、显露、赞誉之际，将理性的致命缺陷暴露无遗。黑格尔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对普遍必然性的独断的设定和确信，在现代哲学中遭到普遍的怀疑和反对，先验论的绝对普遍必然性不再绝对有效，而是让位于对人的实践活动的不确定性的关注，语言学的对话、实践哲学的交往取意识哲学的绝对确定性而代之。

五、逻各斯中心论的消解与边缘化

??赫拉克利特提出逻各斯(Logos)是要给不定形的火(不确定性)以确定、规范、命名。但在其后的古希腊哲学发展中，逻各斯所体现出的语言、词语的特性和力量，却被逐步夸大、凸现，到了柏拉图那里，本来被用以表达、概括，呈现世界万事万物的逻各斯，却反客为主成了世界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和本质，一切事物反倒成了作为逻各斯的理念之摹仿和变相。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理念论中所表现出的逻各斯中心论倾向有所警觉，但却无力也无心对其加以真正阻止。其后，逻各斯主义所蕴育的这种对逻辑概念的独立性及其作用的凸现在近代哲学中得以不断扩张，直至黑格尔发展出典型的逻各斯中心论。在黑格尔哲学思想体系，衡量一切事物的存在与否，有无存在和运动的根据及其价值和意义，唯一的标准就在于它否能通过概念得以把握、表达，能否进入逻辑范畴的演绎之中。凡是无法用逻辑概念加以表达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也即是说，任何事物凡是无法回归到自身纯粹概念状态，不能作为概念的外化、客观化而存在和运动时，它就被排斥在哲学之外[4]。这种情形，无论是在唯理论者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那里，还是在经验论者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休谟那里，也不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康德、费希特、谢林那里，尽管对逻辑、概念夸张的程度有所不同，具体运用把握的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也即都认为逻辑概念是事物的本质和根据，认识和把握事物也就是要达到对事物的普遍必然的概念认识。

??近代哲学把事物概念化，用逻辑排斥一切非逻辑的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做法，遭到现代哲学诸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