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杜威的实用主义与胡适的实证精神毕竟有明显的差异。首先，二者的致思趋向不尽相同。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旨在克服主、客二元论，按照杜威的话说，就是“不承认在动作与材料、主观与客观之间有任何区别，但认为一个不可分析的整体中包括它们两个方面”[17]，这样，便在认识论根源上决定了杜威实用主义是一种“知行合一”论。而胡适的实用主义很少有认识论价值，它纯粹是一种方法论。第二，杜威的“实用主义”既是一种方法论，也是一种价值论和世界观，但是胡适只选用了他的“实用价值论”和方法论，而摒弃了杜威的其它思想，并把“实用”提升为最高的价值理论和唯一的方法论。这与胡适不爱谈“主义”的秉性有关，但也确实反映了中国儒学传统赋予他一种“实用理性”情结。第三，杜威的思想来自于西方哲学传统，其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个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者的过程，尤其是黑格尔主义对他的自然经验主义产生了明显影响。而胡适的思想却来自于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思潮对他产生了持久性影响。胡适对杜威的哲学体系也采取了实用主义的“二分法”——他所接受的杜威实用主义仅是被他打上中国儒学烙印的那部分，胡适正是带着中国儒家实用主义的情结来欢迎和接受西方实用主义学说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期，实用主义所主张的疾虚贵实、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经世致用思想，可以作为一种过渡型理论模式而起到某些积极作用。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广泛流行，与其说是胡适个人的作用，倒不如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机制的作用和历史发展的契机使然。
二
实用主义——胡适有时也把它译成“实验主义”和“实效主义”，其实在英文中都只是pragmatism这个词。然而不同的翻译使其派生了汉语意义上差异。长期以来，人们认为胡适是在不加区别地使用这几个同源异译的术语，实际上，胡适变换使用这些翻译名词的做法显然有其特殊的用意。在讲到“经世致用”——目的和价值时，胡适大多使用“实用主义”这个词；在讲到“穷理格物”——行为和方法时，胡适大多使用“实验主义”这个词。很清楚，“实用”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目的论和价值论，而“实验”则突出了胡适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实验主义”作为一种方法，在胡适那里用十个字一言以蔽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大胆的假设”也即“大胆的怀疑”，由于胡适把这种存疑的方法系统化了，因此又叫“怀疑论”。胡适曾说他受到赫胥黎“怀疑论”的影响，这是事实，然而对他影响最深刻的还是中国儒家的“怀疑论”。“怀疑论”在中国儒家中具有悠久的传统，胡适认为它源于孔子，成于汉代王充和宋代的朱熹、欧阳修、马端临，至清代“怀疑论”已成显学。早在胡适接受进化论和实用主义学说之前，中国式的“怀疑论”已经在他头脑中牢牢确立了。
王充的《论衡》在中国哲学和思想发展史中历来受到很高评价。《论衡》充满着疾虚求实的经验论和“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的科学精神——近代章太炎就特别欣赏王充的这种“怀疑之论”[18]，所以他给自己的著作取名曰《国故论衡》。宋代张载、朱熹等理学大师尊崇一种“学则须疑”[19]的治学态度，在他们的影响下，宋时还曾出现过一股怀疑儒家经典的风气，如朱熹对《尚书》的怀疑，欧阳修对《周易》的怀疑等，实为现代史学界“疑古主义”的先河。美国学者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对此曾敏锐地指出：
这种对于其所继承的传统加以怀疑的态度是整个宋代学问的重大特征。作为宋儒对于经典的全盘解释与重组基础的正是宋儒那种对于汉唐‘古典’学的怀疑态度，这也是自欧阳修以降至于马端临这些宋代史家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特征。[20]
作为当代中国疑古学派开山祖师的胡适，对汉、宋儒者的怀疑精神早已心仪有之。他称颂王充是“第一个反抗汉朝国教”的“大运动”的“最伟大的代表”；[21]他赞扬朱熹“真正受了孔子的‘苏格拉底传统’的影响”[22]。他认为这种“科学的传统，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传统”，就是中国儒家“伟大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传统”[23]。尤其是近八百年来“新儒学”的传统，他本人研究中国典籍的“新精神和新方法”也正是在这个传统前提下“渐渐发展起来”的[24]。
这样，胡适在理解杜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时，完全有可能对它进行儒家“怀疑论”的诠释了。如杜威在《我们怎样思维》一书第六章中提出了思想的五个步骤，胡适对之作了简化性的转述，基本符合杜威的原意[25]。后来，胡适又把五步简化为三步，即“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后来则用“大胆的假设，小心地求证”十个字来概括杜威的方法，以至于干脆用这所谓的“十字真经”来概括整个杜威的实用主义体系了。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的读者就是用胡适这种简化和概括的表述来领会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实质的。
简化概约的方法能收宣传之效，且易学易用。然而，人们不禁要问：“十字真经”与中国实学传统中的考据方法究竟有什么不同？在胡适看来，二者在本质上确没有什么两样，“杜威给了我们一种思想的哲学，以思想为一种艺术，为一种技术”[26]。这种“艺术”、“技术”就是“拿证据来”的方法，“中国旧有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27]，那种科学精神“就是考据和考证的方法”[28]。所以胡适在翻译“考据学”这一术语时就用了evidential investigation这两个单词，意思就是“有证据的调查”，“有证据的调查”是解决怀疑的最佳方法，是证实或证伪的过程，也即一个“小心求证”的过程。
简而言之，“小心求证”的过程就是实证的过程，杜威称其为“实验——探索”。事实上，胡适在师从杜威之前已十分推崇清代“朴学”（又称汉学或经学）的方法了，他最初治学所写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以及后来的《尔汝篇》和《吾我篇》都是这种方法的具体运用。师从杜威后，他便很容易地将“实验——探索”的实证方法与中国固有的考证法进行汇通，并用西方的逻辑学知识整理和诠释中国的考据学。他说：有一句话说得不错，推理是人时时刻刻逃不开的事。为了推理，人必须充分使用他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想象能力、综合与假设能力、归纳与演绎能力。这样，人才有了常识，有了文明和文化。“我再说一遍，没有一个文化‘只容纳（所谓）由直觉得来的概念’，也没有一个文化天然‘被阻止发展西方式的科学’”[30]。这是胡适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对美国学者批评中国文化只有直观思维、“天然”缺少西方式的逻辑（归纳法）思维的回应。胡适在这次发言中从孔子、老子、王充、朱熹等人一直讲到清代的“仆学”，所依靠的论据主要就是儒学中“大胆的怀疑，小心的求证”传统，胡适认为，这就是中国哲学里的真正科学精神和方法，也是中国人做学问的逻辑。
胡适十分推崇归纳法，他说：
归纳的研究是清儒治经的根本方法，凡是较同类的事实，推求出他们共同的涵义来，都可说是归纳。[31]
在他看来，考据之学能卓然有成，皆因归纳法。胡适没有归宗杜威之前就说过，有三种方法可称得上治学的“起死之神丹”——“一曰归纳法，二曰历史的眼光，三曰进化的观念”[32]，足见他抬举归纳法之高跟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