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在不同程度地限制着他们，使他们在第一世界理论与第三世界经验发生冲突时，常常不自觉地倾向于前者，做出与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不同的选择。”论者的论述，使后殖民热潮中的隐藏问题浮出了水面，不仅说明了以后殖民理论对抗现代性有可能出现丧失普遍性以后的“地方碎片”，而且说明了后殖民主义者的身份杂糅使其往往在文化冲突中做出与第三世界本土知识分子不同的选择的文化尴尬。这种对第一世界学者、第三世界学者、后殖民主义者的分类研究，可以使人在复杂的问题前保持必要的应变性。

在分析了后殖民主义三种流派（一是由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流派，二是以莫汉蒂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流派注重批评西方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和白人中心主义，三是以阿赫默德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其与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论争构成了后殖民主义内部最富于戏剧性的理论张力）以后，罗钢强调：“后殖民主义……所关注的基本问题，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文化关系，是超越西方的，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假如说我们对前一时期西方关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争论还能采取一种较为超然的隔岸观火的态度，那么，今天后殖民主义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占领，有着屈辱的半殖民地经验的民族来说，却是有着切肤之痛的，是不能袖手旁观的。”（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前言”，第7-8页）论者在这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性同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消解性不同，同第三世界文化策略有着直接关系，是我们审理西方霸权和我们自身文化身份的有效方法，值得充分关注。

在我看来，罗钢的话语阐释具有现实有效性。因为，后殖民理论对东方和西方之间殖民性关系的揭示，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对当代世界语境的再认识，并将对中国价值重建的方向定位保持清醒的意识。后殖民话语是西方边缘学者用来拆解西方中心论主流话语的一种文化策略。作为边缘的批判型知识分子，有必要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破除第一世界后学理论家话语神话和第三世界文化对抗神话，真切地把握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场中当代中国文化身份问题，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文化冲突和文化尴尬。

（三）后现代时尚与后殖民怀旧。

进入所谓的后现代时期，学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多了起来，因为文学与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高下优劣之分，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同样需要解读与清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切近，审视中国当下的后现代时尚和后殖民怀旧思潮，成为九十年代海内外文化研究的新视角。戴锦华在对当代影视传媒的研究中，以其独特的女性解读角度和言说叙事方式而引人注目。她在《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中认为，在九十年代中国的文化风景线上，一个有趣的译名——Plaza（广场），即集商城、超级市场、健身馆、写字楼、宾馆、商务中心于一体的建筑群，提供了中国大都市全球化的例证。“Plaza——商城被名之为‘广场’，便不仅是一种政治性的僭越，而且更接近于一次置换与挪用。我们知道，一次不‘恰当’的挪用，固然包含着对被挪用者的冒犯与僭越；但它同时可能成为对挪用对象的借重与仿同。如果说，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广场曾在新的‘中国中心’想象里，被指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红色的心脏’；那么，高速公路、连锁店、摩天大楼、大型商城、奢华消费的人流则以一幅典型的世界无名大都市的图画，成就着全球一体化的景观。”（戴锦华《大众文化的隐形政治学》，载海口《天涯》，1999年第2期）戴锦华从一个名词的政治表征演化为经济全球化的表征，解译当代中国深刻而内在的转变，并将往往为人们所习焉不察的巨大跨度揭示出来。广场从相对封闭的红海洋和世界革命中心想象中走出来，在“遭遇世界”的惊愕中，重新为中国的新合法化寻找论据，开始接受自己在当代世界历史中欠发展的现实和边缘位置。于是“走向世界”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曰全球化、商业化的过程，经济话语的广场（Plaza）成为了昔日政治话语广场（Square）的替代物，这期间的历史间隙依然被新的希望乌托邦填平。



在展示了话语背景后，戴锦华分析当代广场景色中的贫富二元对立问题：“九十年代的社会文化‘常识’之一，是精英文化与流行文化共享的对‘中产阶级’的情有独钟。……此间，为八十年代有关讨论所忽略、为九十年代的类似表述有意遗忘的，是无人问及十三亿人口之众的中国，面对着瓜分完毕、极度成熟的全球化市场，背负着难于记数的历史重负，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度；更没有关心那些无法跻身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大众’或‘小众’）将面临着怎样的生存。”的确，开放和世界化的进程中，权力运作使经济和政治成为一体，绝对的平均消逝了，不平等问题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急迫的现实话题。中产阶级的崛起，其成分是相当可疑的事情，而大众却实实在在感到了自己地位的真实底线。当知识分子“代言”功能丧失以后，这种大众底线大抵只能被“有意遗忘”。其实，这种遗忘并非如此彻底，因为在九十年代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在诸多敏感话题上的激烈争论，正是问题敞开的表征。

为了抚平心灵的不平衡，后殖民的大众文化出场了。“九十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形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新的合法化过程，很少遭遇真正的文化抵抗。在很多人那里，社会主义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被废弃，或被应用于相反的目的。我们正经历一个社会批判立场缺席的年代。”戴锦华的论述不乏化约化和象征化的成分，但是其中的价值关怀确乎不容忽略，她对盛世繁华表象下的隐形书写的解读，当会使我们重新体认我们置身其间的后殖民广场氛围，并看清其历史踪迹中的转型谱系。



三 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全球化阴影中“光荣孤立论”。

考虑国际关系和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基点，应建立在对当代世界财富与资源的分配公平与否，以及生存压力变得极大时第三世界怎样解决生存问题上。正是基于这一思路，王小东在《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认为，“西方人手中掌握的技术力量是无与伦比的，包括核武器、生化武器，乃至今后也会具有毁灭性的信息武器（Cyber war或Info war）。西方人不大可能高贵到眼看濒临灭绝，仍旧恪守仁慈的道德原则的地步。……孱弱战胜强大的故事仅只是强者在鞭策自己而已。”这种全球化阴影中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抑，使得论者坚持中国只能跟视界同步发展高科技，从而拥有强大的力量。这一思路仍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的集体信念的延伸。在《光荣孤立论》中，王小东进一步强调，“我认为，中国应该做好‘光荣孤立’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不在自己的安全（广义安全，包括经济安全、技术安全）问题上寄希望于和任何国家的结盟，也不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把中国的安全的基础主要建立在自身的大规模报复能力之上，附之以与无法进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富国俱乐部的国家，及次国家组织的暂时结盟。即使经贸领域可以另作别论，从政治和安全的角度讲，中国本来就处于孤立状态之中，这并不是中国自己的选择，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而是外部环境就是这个样子。中国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孤立处境，这样才能对于自己的内外政治、经济、安全政策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