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的安排，变孤立为‘光荣孤立’。”（王小东《光荣孤立论》，载美国《中国与世界》，1999年7月号）这里，王小东触及到了冷战后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问题，他将国际形势看得非常严峻，提出中国在面对全面孤立的局势时，应提前做好“光荣孤立”和具有大规模报复能力的准备。这种对中国外部的政治、经济、安全环境的积极估计显然悲观了些，这种悲观导致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充满紧张关系的设计。然而，论者仍然没有走到自我封闭的地步，而是强调“中国要搞结盟或纵横捭阖”。因为，当今世界是一个信息社会，高科技给人类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而滞后发展对民族生存影响很大。王小东《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对这种科技力量有相当紧迫的体认，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很快，但在这快速增长的背后，却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一个社会的进步还是有赖于其整体的科技素质的提高。因为中国确实非常需要和世界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进行交往并向它们学习许多东西。……任何想关上信息空间大门，或是中国自搞一套，与世界其它部分在信息上隔绝起来的作法无疑是民族的慢性自杀。（王小东著《信息时代的世界地图》，1997年版）王小东强调科技对增强国力的重要性，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中缺乏技术进步的支撑表示担忧。当代中国的文化创新和科技发展还需要时间，因此保证信息空间中信息的自由流动，才能使中国思想界获得广阔的创造空间。



王小东对近年来海内外张扬“东亚模式”提出批评，认为“ ‘东亚模式’在信息时代很可能没有前途——当然人类也应允许有多种模式的试行，中国也可以多种模式并存。但无论如何，中国在这方面确实不应再过分侈谈‘东亚模式的魅力’等，而应率先进入网状结构，方能显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与适应力的宏伟气度。……从层级结构转变到网状结构，将使许多人失去颐指气使地领导别人的快感，但如果因此而拒绝转变，则中国必将因此而永远落后于世界其它民族，中国人将全部被别人所‘领导’。”我充分理解小东对中国崛起的内在热望，也对过分张扬所谓东亚模式甚表怀疑，同时我们仍得坚持“对话”而不是“孤立”原则，才能真正成为后殖民氛围中的一种世界协调稳定的重要力量。在我看来，中国文化是一种追求和平的柔性文化，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任务是实现自身现代化而不是向西方进行挑战。当代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完全同于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经济增长中，差异性文化之间既有冲突又有融合，既有裂变又有对话。如果过分强调文化冲突，就有可能使一些局部的小的矛盾转化为激烈的全面抗争，导致自身发展进程的衰减。而且，将中西方看作是不可能获得对话共识的绝对对立的二元，则可能因文化的差异而引发更大的意识形态冲突。这对开放中的中国而言，当是相当不利的。

（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

自从“妖魔化”一词走红以来，这类书日渐增多。在后殖民问题研究中，李希光《中国有多坏》比较集中地揭露了美国传媒妖魔化中国的问题：“美国主要传媒的记者在报道中国时，总是以道德和思想警察自居，把自己装扮成诚实可信、维护人权和正义的警察。把以欧美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念说成是人类的共同信仰和真理。把主张最惠国待遇与人权脱钩的人称之为有道德问题。……冷战结束后，一贯视前苏联为邪恶帝国的美国主流媒体圈子的人开始寻找新的威胁。”（李希光著《中国有多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李希光认为中国可能成为亚洲的主宰并严重威胁美国的利益，于是，美国将中国当作新的威胁力量。论者全书中的这种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和国际关系上的警惕性，使我们能感受到其对美国政治的反感愤怒和对文本政治解读的特殊关注，同时，这种紧张关系也促使我们思考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未来命运。然而，我更主张“差异性对话”——既不是否定各民族自身的特性而彻底走向“全球性西化”，也不是完全走向所谓的冲突论的“新冷战”，将中国与第一世界的关系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的关系，将人类未来看成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寻求共识尊重差异，在微妙的谐调获得自身的良性发展。当然，西方某些人认为中国落后而且具有“威胁性”的看法，仍然没有摆脱冷战思维模式。对我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对着干，而是真实地超越这种思维模式和价值模式。

通过上述诸多学者的论述，我们已然清楚了自身的处境和话语语境。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必须深入到当代世界政治的、文化的、权力话语关系的网络中，才有可能揭示出这一当代理论话语的真正意图之所在。当代中国学界对后殖民主义文化现象的审理，是一项相当复杂而难有定论的重要工作，应该说，这一工作才刚刚开始，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展开。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对其发生发展的文化轨迹、多元思维论意向、价值消解问题，以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化学术产生的影响，加以正当公允地学术研究，能够使我们摆脱自身的视域局限性，而进入一个更大的“全球化”真实问题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