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是在《疯癫与文明》中首次涉及身体的。但是，他没有对身体作出专门的论述，但是我  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身体的态度。在17世纪，对于疯人的禁闭实际上是对于身体的禁闭，也就是说，社会的组织和管理是一种身体性的管理，它把身体束缚起来，让身体中的狂野能量驯服。但是，在19世纪，身体的管制不是首要的，19世纪的精神病院对于疯人的驯化主要不是通过身体手段，而是通过内心的方式进行的，也即是，管制的顺利实施是让疯人发现自己的内疚感和羞愧感，正是内疚感让疯人承认和意识到自己的过失并最终驯服下来。在此，福柯将身体的惩罚和内心的惩罚区分开来，对于惩罚而言，身体和内心是两种手段，两种层面，两种形态。身体和内心处在不同的位置。福柯在这里依照传统的模式将身体和内心对立起来，同时，他也暗示了身体中的狂暴能量--尽管这种狂暴能量是以疯癫的形式爆发的。在此，可以认为，这种身体观同德勒兹(和伽塔里)的身体观有着依稀的呼应。如果说福柯让疯癫恢复了它的凄厉呼喊的话，德勒兹则鼓吹精神分裂症者，将他们称作是资本主义的欲望英雄。精神分裂让自我(ego)坍毁，而听凭本我和欲望对秩序的狂暴冲击。在福柯的笔下，精神病院野蛮地将疯癫禁闭起来，在德勒兹的笔下，精神分裂则无所顾忌地冲破了这种禁闭。这几乎就是一种因果关系，福柯疯癫史的考察几乎构成了德勒兹《反俄狄普斯》的一个隐秘前提。而这一切的共同基础--无论是福柯，还是德勒兹--正是这样一种身体观：身体充斥着欲望、能量和意志，或者说，它就是欲望、能量和意志本身。福柯表明了这种欲望和能量是怎样遭到禁闭的，而德勒兹则表明了这种欲望和能量是怎样摧毁这种禁闭的。?
       但是，在《知识考古学》和《事物的秩序》中，《疯癫与文明》所隐含的身体概念消失了，福柯不再提及身体，而是对笛卡儿式的主体展开了批判。福柯相信主体不是起源，而恰恰是产品和结果。同大多数后结构主义者一样，福柯的主体是反人文主义的。福柯宣称人死了，也就是说基础性的起决定作用的主体死了，而且，他一再强调，人和主体的概念都是学科建构起来的，是学科建构起来的知识。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主体"，有其历史性，因而它并不具有起决定和基础作用的永久合法性，相反，主体不过是某种知识和话语的结果和产物。福柯的考古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放弃主体的奠基功能，他反复强调，"陈述  "一定要放弃对"我思"的参照。福柯不相信主体的决定性的奠基功能，相反，它们恰恰是某种话语的产物。  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中，福柯采纳了这样的主体概念，他极力批判了主体对历史的统辖功能，主体对陈述的决定功能，主体对话语的奠基功能。在《尼采·谱系学·历史》这篇宣言式的论文的结尾，福柯宣称，要用"认识之志所特有的不公正"来摧毁那个形而上学的认识主体。?  
       实际上，在《规训与惩罚》中，形而上学的认识主体确实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身体，或者说，主体不再具有决定性了，它和身体一样不过是权力的产物，在这个相同的臣服的意义上，  主体和身体是同义的。"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  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知识，贯穿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12  知识是权力的产物，主体是权力的产物，身体是权力的产物。主体和身体一样遭到权力的干预，那么，这个权力到底是什么?它来自何处，它怎样发挥作用，它的魔力何在?臣服性的主体在法国的后结构主义者中十分流行，福柯的这个臣服主体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权力干预下臣服的?他和其他人--  拉康、阿尔都塞、德里达--的主体概念完全一致吗?这些主体遵从同一种臣服途径吗?这些问题的所有答案都聚集于权力上面。?    在《事物的秩序》中，与其说主体是臣服的，不如说主体是虚构的，是学科创造和发明的，  这样的主体有它存在的历史契机，当然也有它消亡的历史瞬间。而在《知识考古学》中，这个被发明的主体与其说是臣服了，不如说是被放逐了，或者更准确地说，福柯已经指出了它的虚构性，因而对那种想象性的奠基性的主体就可以置之不理。福柯大胆而不无快意地抬高了陈述和话语的自主性，这正是因为他的眼中根本没有那种决定性的主体概念。他在《知识考古学》中反复地申明那种笛卡尔式的"我思"，那种决定论式的主体，那种内在的基础性的作者主体根本不存在，也根本无需考虑。这种对主体的轻蔑姿态，既是对《事物的秩序》的虚构主体的回应，也是这种观点的考古学方法论实践。但是，在《规训与惩罚》中，放逐的主体又回来了，当然这个主体不是人文主义意义上的主体，不是奠基性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归来，带着一丝羞涩，一种被动、一种委屈、一种无可奈何，也就是说，这个主体是被动、臣服、委屈求全的主体，用福柯的话说，是"驯服的身体"。这个主体的低姿态的归来，是福柯放弃形式化的一个结果，在《事物的秩序》和《知识考古学》时期--这常常被认为是福柯的考古学时期--福柯放弃了他早期对历史、体制和政治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也放弃了对历史中各种微分权力和边缘人群的关注。《规训与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跨越了考古学阶段，而径直接续了《疯癫与文明》的传统，在这里，争斗、排斥、控制、冲突、惩罚又一次浮现于历史中，与之相应的是，历史中的人群，不论是疯子，还是罪犯，都在这种争斗和控制中获得了自己的主体身份，主体，不论是哪种性质的主体，总是要在历史的布景中星星点点般地闪耀。哪里有历史，哪里就有主体；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主体。?  在此--我们再一次强调--主体和身体具有同质性，它们都应该在权力的参照和干预下获得理解，它们都是通过权力获得了自己的意义。这样，我们可以将《规训与惩罚》时期福柯的主体同他的同代人的主体区分开来。与福柯主体概念最明显的差异是拉康的主体。拉康的主体也是臣服性的--在这一点上，二人并没有差异--但拉康的主体是在语言结构的压力下形成的，也即是说，拉康的主体身份的获得是参照语言的。婴儿只有迈进语言的门槛，遭到语言的洗礼，遭到类似语言结构的俄狄普斯结构，它才从婴儿的自我身份转化为主体身份  ，而这种主体恰恰是以对语言结构的屈从取得的。获得主体的瞬间，也即是遭受语言异化的  瞬间，在拉康这里，主体性和屈从性同时发生。但是，这种屈从性不是来自于福柯式的权力，而是来自于一种结构性的语言。?  较之拉康而言，阿尔都塞的主体概念更接近于福柯的主体。在阿尔都塞那里，主体是由意识  形态国家机器质询而成，主体也务必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作用下形成。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压抑、强制性的国家机器相对，后者包括警察、法庭等等，它们通常以暴力的方式迫使人民依照标准行事，它采用的方式是毫无掩饰的暴力监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这种强制性的暴力机器，它意指家庭、教育、语言、媒介等等，这些意识形态机器通常采  用至少表面上公正的形式，它宣称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个体，它们把自己打扮成中立者，进而谋求社会的普遍共识，设置社会的标准，让这些标准自然化，让它们成为人们的常识。这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日复一日地反复运转，它设置的标准在这种运转中逐渐落实、定型和稳固了。结果，阿尔都塞让我们相信，人们都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设置的标准思考和行动。事实上，这种标准是值得质疑的，在它所宣称的公正性和中立性的下面，总是无可避免地潜伏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倾向。但是，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