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设置的这些自然化标准和常识构造了主体，主体正是依据意识形态机器而行动，而成型，而获得身份，主体是由文化、由意识形态生产和造就的，意识形态构造了主体，构造了他的世界观，构造了他的自我、他的身份，甚至他的无意识。人们总是认为能自主而不偏不倚地观察、认识、看待他置身于其中的世界，但是，阿尔都塞坚持认为，人们的观察和认识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摆布和主宰，正是意识形态决定了人们的观察、认识，决定了人们对待现实世界的方式、态度、视角，因而，严格说来，人们同现实世界的关系永远只是一种想象性关系，这种想象性关系正是由意识形态造成的。就此而言，意识形态无处不在，不往不胜，个体几乎没有摆脱它的可能性，同时，由于个体对于它的遵循和心甘情愿的臣服，他也就此获得了他的主体性，主体性因为都是通过意识形态而生产的，个人和个人之间就存在着关联性、近似性，主体也就容易获得一种统一的目的感和身份感。?  
       意识形态生产的主体同福柯的主体有诸多近似之处。首先，二者都不是奠基性和决定性的，  相反，它们都是结果和产品，都是被动的产物，都是某种衍生物和对象，都是臣服性的。另外，阿尔都塞和福柯都摆脱了结构语言学的影响，他们都在强调社会和历史对主体的建构，而不是将主体置放于结构语言学的陷阱中。对于受索绪尔影响的结构主义流派而言，主体几乎无一例外地落入语言结构的陷阱中，而被完全吞噬，被一个巨大的结构黑洞所吞噬。但是，阿尔都塞和福柯不是将无情而冷漠的语言视作是主体的造就者和生产者，相反，他们将社会和历史作为建构者和生产者，而且，这个建构和生产过程是动态的、持续的、反复的，是处在历史之中，同时还持续一段历史的。他们对于主体的另一个近似看法是对于主体共有的悲观态度，主体完全是被动的，他没有抵抗的可能性和机会，主体的被生产是无法避免的，它的臣服性是彻底的，这样，抵制不可能，逃避不可能，被动主体的形成是注定的事实，也是铁定的事实，在主体和它的生产者之间，没有臣服，没有空间，没有周旋的余地，没有嬉戏的舞台。?
       尽管阿尔都塞和福柯在主体理论上分享了诸多的共通点，但依然掩盖不了它们的巨大差异，  这种差异正是权力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差异，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正是这两个概念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理论分野，这种差异也决定了二者在主体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这一关键点上的分歧。对于福柯来说，权力/身体（臣服的主体）是密切的一对，对于阿尔都塞来说，意识形态/主体是密切的一对。阿尔都塞的主体是臣服性的，但是是头脑意识的臣服，福柯的主体是臣服性的，但是这个主体已经没有意识了，它仅仅堕落为物质性的身体。福柯将权力取代了意识形态，将身体取代了主体，将微分权力的四处暴虐取代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这，就是他和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区别。  5  身体效应

       在尼采、福柯、德勒兹之后，身体占据了哲学中的重要一课。福柯和德勒兹分头运用了尼采的理论，他们共同将意识赶出了哲学的地盘，但是，德勒兹对尼采的运用更为忠实。在尼采和德勒兹这里，身体更多是主动性的，它是对世界的积极评估，身体具有某种凶悍的改变和估价一切的力量。但福柯的身体更多是被动性的，它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消极但又敏感地记录、铭写、反射世界。他们都将身体和社会、制度、律法、权力关联起来，将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楔子插入社会之中。身体与社会相交织，它既可能改写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改写；既可能利用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所利用，既可能控制社会，也可能被社会所控制。身体，不再是纯粹的自然性事实，不再是一个纯粹的有机体，不再仅仅是医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对象，不再是生产主义的劳作工具。现在，身体的表面不仅仅是光滑的皮肤，而是复杂的社会印记。
       不过，尼采、福柯、德勒兹从来没有像梅洛-庞蒂那样从现象学的角度对身体的知觉结构作出繁琐分析，也没有像马塞尔·莫斯和布尔迪厄那样从人类学的角度对身体的日常实践作出解释。无论是现象学还是人类学，他们都强调身体的物质性，强调身体所固有的组织、结构、潜能，他们从身体的固有物质性出发，让身体抵达某种社会实践层面，使身体和社会结合起来。在这二者的结合地带，身体处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核心深处，身体和社会的结合，是为了重返身体，为了呈现身体的秘密，让身体的细节和隐晦地带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尼采等的身体只是埋藏着一种空洞的力和能量，他们没有对身体作细腻的解剖，身体是一个模糊而虚弱的领域，然而又是有无穷表意能力的领域；身体是一个没有细节的领域，但又是能详细反射社会细节的领域。身体自身的物质性既稀薄，又抽象，这是没有自身物质性秘密的身体，然而又是埋藏着所有社会秘密的身体，空洞的身体充斥着无限的阐释可能性。社会，才是尼采式的身体探究的最终目标，尼采/德勒兹/福柯的身体社会学模式将身体从笛卡儿主义中翻掘出来，置于哲学和思考的中心，然而,这种哲学和这种思考，最终又抹掉了细节，使身体抵达了遥远的体制、法律、国家。在身体这里，一种新型的社会理论、一种新型的消费主义、文化政治学和生物伦理学生长出来。这，就是今天的身体面临的双重格栅：它既被置于理论的格栅中，也被置于实践的格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