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定”与“突围”——《西游记》所蕴藏的一个思想事件(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是否就此结束了呢？
如果如来没有统领三界的野心；如果人间没有遇到信仰危机和统治危机；如果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如果他外公不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他父亲也不是「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或者他父母没有被害；如果他所讲的经卷可以「度鬼」，等待唐僧的似乎是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他的「忠孝」的信念也可以得到践行。但是上述的假设不能成立，至少《西游记》的作者认为不能成立。那么，唐僧的命运悲剧和精神冲突就还要继续。
玄奘所以可以在朝为「官」，是因为太宗以为「水陆大法会」可以「度鬼」。玄奘不过是「受命」而出。但是，当水陆大法会不能「度鬼」，不能超度亡灵时，玄奘就不能不面临深渊：他并不能为君王解忧（不能「度鬼」的水陆大法会当即遭到唐太宗的禁闭）；而且有可能受到「欺君」（并不能「度鬼」的水陆大法会是他所主持的）的严罚。
那么，当唐皇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时，他有选择吗？他能犹豫吗？不能。儒生情怀使他不能：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受命感」使他不能不担当重任为君分忧；现实的处境也使他不能：他所依身的小乘佛教势必受到冷落，「欺君之罪」甚至将使他面临严重的处罚，唯一的选择只有不顾「西天路远」，「虎豹妖魔」，虽「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也要鼓起「正在我辈」的勇气，「知其不可而为之」。于是他「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保我王江山永固』」12。
由此看来，唐僧不仅没有取经「劝人为善」或者「度鬼」的动因，也没有取经与不取经的选择，他「取经」的使命是唐皇给定的，他必须「不能不」的去取经。在「为甚么要取经」和「为甚么是唐僧去取经」的问题的回答上，并没有具有主体性地位的唐僧存在，倒是不断的悲剧性命运，难以突围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他逼上了「取经」的凶险之路。由此，唐僧仅仅作为一个使命的承担者，注定要在西行的路上风餐露宿，饥肚饿肠；注定要在西行的路上迎风冒雪，披星戴月；也注定要遭遇虎豹豺狼，顽凶魔鬼。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甚至根本就没有选择的可能性（他不可能跳出《西游记》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西游记》作者所代表的、由他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份子千余年的思想困境）。他因个人的悲剧（在「佛」这是一种「命定」）本已循入空门，却又因无法摆脱深厚的儒生情怀而继续做着「忠孝」的美梦，正是这个美梦使他放弃了「修持寂灭」，接受了御封的官爵，为王「分忧」，也正是这个美梦把他带向了「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遥不可及的神秘之域。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生情怀还能管用吗？头一天还在「享受」主持水陆大法会带来的「风光」，翌日之晨就要西行十万八千里，与「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相比何甚于百倍？！他以甚么来支撑他所信奉的儒家信念？他还有机会「为王分忧」吗？这是唐僧在取经之前不能不、不会不考虑的。他一方面为「受命」意识所驱动，一方面又为现实处境所逼迫，「不得不」去取经。
那么，既然唐僧去取经是因为他悲剧性的命定，那么我们要问，到底谁是唐僧这种悲剧性命定的操纵者？是「佛」？是如来？是太宗？还是他自己？或者都不是，只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儒家思想？是甚么使《西游记》的作者有这样的认定？他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悲剧性的「命定」（这正是他要通过唐僧「取经」的故事要表露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由他认定的「命定」悲剧所导致的唐僧「取经」这条苦行之路？唐僧作为一部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他的这种悲剧性经历，小说的作者到底想向我们──一般的读者表达一种甚么样的思想情怀？「取经」到底有没有、有甚么真正的、深刻的涵义？真是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真是对自然、人为的灾祸的克服和超越？真是对正义的颂歌，对邪恶的鞭笞？或者本是谈笑「妖魔鬼怪」的消闲之作，只能当作饭后的谈资，讲讲故事？
唐僧的命定悲剧到底有甚么可以深究的内涵？到底有甚么值得我们至今反思的地方？《西游记》的主题到底是甚么？
四 「为身命」13：寻求灵魂的救赎──《西游记》的主题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还得从唐僧流泪说起。唐僧生性脆弱，多愁善感，在小说中「流泪」多处，在此并不一一详考。第一次是为「无父无母」哭告师父，痛苦流涕。在西行路上感叹自己命运飘零，前程未卜，更有「泪」无数处。作为凡界俗子，这无可厚非，就算作为佛门中人也只能说他「佛心」不深，不值得深究。但是，值得详考的是，他在凌云渡蜕去凡胎，到灵山拜见如来，去经堂求得真经之后，他竟然「满眼流泪」，哭告他的徒弟（！）：「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呢！」14
原来他以为「这个极乐世界」是没有「凶魔欺害」的！他为甚么会有这样的「以为」？如果他取经还只是为了「忠君报国」，还只是「不得不」的「受命」，现在经卷已经取到，回去「缴旨」就已算是立了大功，他又何以有此慨然之叹？
是否是前面的分析有误？唐僧真是「真心」去取经的？真是「一心向佛」 「仗策孤征」的？但是，笔者对前面的分析有充足的自信，因为分析的结果是有充分的根据的。那么，为甚么？
只能说此时的唐僧已非彼时的唐僧，他已经在取经的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他不可能依托于他的儒生情怀来完成他的「使命」，甚至那种「受命」意识根本就不足以促动他西行，更不可能提供给他面对种种劫难的精神支援。他「大抵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的信念在取经之前就只能给他「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15的结论了。
那么，他又是怎么走完十万八千里「渺渺茫茫，吉凶难定」的取经之路的？他靠甚么信念支持他？他是怎样给众多的研究者以「最真心取经」和「唯一真心取经」这样的印象的？
实际上，西行之路乃是唐僧师徒面临命定的悲剧而寻求灵魂的突围的过程，他们「取经」实质是在寻求灵魂的救赎。西行的路也就是他们拯救灵魂的炼狱，「八十一难」其实是对他们灵魂的荡涤，是对「凡心」的「了却」而非是对「磨难」的「战胜」！
也就是说，唐僧在取经过程中开始了《西游记》的作者也在进行的精神寻求，他已经不再将儒生式的「受命」作为取经的理念支撑，他逐步将取经视为自己灵魂的拯救，他在思考自身「命定」的悲剧性：他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已经复活！
实际上，这种复活的过程在踏上取经之路之初就已经开始了。西行长安不远，在法门寺，众长老论说西途之艰险，唯「三藏钳口不言，但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莫解其义，三藏曰：「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16他已经开始在儒家的「受命」之外寻求取经的理念依托，他已经决定以「佛心」来面对西途的凶恶。这是他觉醒的开始。唐僧去取经是出于儒家的「受命」意识和忠君思想，是一种悲剧性的「命定」，但是，从他踏上「取经」的西游之路的那一刻起，他终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取经」，寻求自身悲剧性的「命定」的出路问题的解答。因此，取经在唐僧看来，已不再是为唐皇求得「度鬼」的三藏真经，这个目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天「极乐世界」能否给自己以灵魂救赎和精神安慰。他的生命历程中种种遭遇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悲剧性，他希望西天极乐世界能够给他一个最终的解脱。
这就是他在功德即将圆满，到了灵山，见了如来，得了真经，却为甚么从「手舞足蹈」 到「循规蹈矩」，瞬间又「满眼流泪」17的真正原因：他「西游」的目的，已不在取「三藏」「度鬼」之「经」，或者「取经」已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寻求的是自己灵魂的归宿之
如果如来没有统领三界的野心；如果人间没有遇到信仰危机和统治危机；如果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如果他外公不是「当朝一路总管殷开山」，他父亲也不是「陈光蕊，中状元，官拜文渊殿大学士」，或者他父母没有被害；如果他所讲的经卷可以「度鬼」，等待唐僧的似乎是一条光明的人生之路，他的「忠孝」的信念也可以得到践行。但是上述的假设不能成立，至少《西游记》的作者认为不能成立。那么，唐僧的命运悲剧和精神冲突就还要继续。
玄奘所以可以在朝为「官」，是因为太宗以为「水陆大法会」可以「度鬼」。玄奘不过是「受命」而出。但是，当水陆大法会不能「度鬼」，不能超度亡灵时，玄奘就不能不面临深渊：他并不能为君王解忧（不能「度鬼」的水陆大法会当即遭到唐太宗的禁闭）；而且有可能受到「欺君」（并不能「度鬼」的水陆大法会是他所主持的）的严罚。
那么，当唐皇问：「谁肯领朕旨意，上西天拜佛求经？」时，他有选择吗？他能犹豫吗？不能。儒生情怀使他不能：儒家思想所宣扬的「受命感」使他不能不担当重任为君分忧；现实的处境也使他不能：他所依身的小乘佛教势必受到冷落，「欺君之罪」甚至将使他面临严重的处罚，唯一的选择只有不顾「西天路远」，「虎豹妖魔」，虽「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也要鼓起「正在我辈」的勇气，「知其不可而为之」。于是他「帝前施礼道：『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保我王江山永固』」12。
由此看来，唐僧不仅没有取经「劝人为善」或者「度鬼」的动因，也没有取经与不取经的选择，他「取经」的使命是唐皇给定的，他必须「不能不」的去取经。在「为甚么要取经」和「为甚么是唐僧去取经」的问题的回答上，并没有具有主体性地位的唐僧存在，倒是不断的悲剧性命运，难以突围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他逼上了「取经」的凶险之路。由此，唐僧仅仅作为一个使命的承担者，注定要在西行的路上风餐露宿，饥肚饿肠；注定要在西行的路上迎风冒雪，披星戴月；也注定要遭遇虎豹豺狼，顽凶魔鬼。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甚至根本就没有选择的可能性（他不可能跳出《西游记》作者所处的历史背景和《西游记》作者所代表的、由他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份子千余年的思想困境）。他因个人的悲剧（在「佛」这是一种「命定」）本已循入空门，却又因无法摆脱深厚的儒生情怀而继续做着「忠孝」的美梦，正是这个美梦使他放弃了「修持寂灭」，接受了御封的官爵，为王「分忧」，也正是这个美梦把他带向了「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遥不可及的神秘之域。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生情怀还能管用吗？头一天还在「享受」主持水陆大法会带来的「风光」，翌日之晨就要西行十万八千里，与「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相比何甚于百倍？！他以甚么来支撑他所信奉的儒家信念？他还有机会「为王分忧」吗？这是唐僧在取经之前不能不、不会不考虑的。他一方面为「受命」意识所驱动，一方面又为现实处境所逼迫，「不得不」去取经。
那么，既然唐僧去取经是因为他悲剧性的命定，那么我们要问，到底谁是唐僧这种悲剧性命定的操纵者？是「佛」？是如来？是太宗？还是他自己？或者都不是，只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儒家思想？是甚么使《西游记》的作者有这样的认定？他认为应该如何对待这种悲剧性的「命定」（这正是他要通过唐僧「取经」的故事要表露的）？我们又应该如何看待由他认定的「命定」悲剧所导致的唐僧「取经」这条苦行之路？唐僧作为一部小说的主人公，通过他的这种悲剧性经历，小说的作者到底想向我们──一般的读者表达一种甚么样的思想情怀？「取经」到底有没有、有甚么真正的、深刻的涵义？真是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真是对自然、人为的灾祸的克服和超越？真是对正义的颂歌，对邪恶的鞭笞？或者本是谈笑「妖魔鬼怪」的消闲之作，只能当作饭后的谈资，讲讲故事？
唐僧的命定悲剧到底有甚么可以深究的内涵？到底有甚么值得我们至今反思的地方？《西游记》的主题到底是甚么？
四 「为身命」13：寻求灵魂的救赎──《西游记》的主题
要回答上述的问题，还得从唐僧流泪说起。唐僧生性脆弱，多愁善感，在小说中「流泪」多处，在此并不一一详考。第一次是为「无父无母」哭告师父，痛苦流涕。在西行路上感叹自己命运飘零，前程未卜，更有「泪」无数处。作为凡界俗子，这无可厚非，就算作为佛门中人也只能说他「佛心」不深，不值得深究。但是，值得详考的是，他在凌云渡蜕去凡胎，到灵山拜见如来，去经堂求得真经之后，他竟然「满眼流泪」，哭告他的徒弟（！）：「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呢！」14
原来他以为「这个极乐世界」是没有「凶魔欺害」的！他为甚么会有这样的「以为」？如果他取经还只是为了「忠君报国」，还只是「不得不」的「受命」，现在经卷已经取到，回去「缴旨」就已算是立了大功，他又何以有此慨然之叹？
是否是前面的分析有误？唐僧真是「真心」去取经的？真是「一心向佛」 「仗策孤征」的？但是，笔者对前面的分析有充足的自信，因为分析的结果是有充分的根据的。那么，为甚么？
只能说此时的唐僧已非彼时的唐僧，他已经在取经的路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因为他不可能依托于他的儒生情怀来完成他的「使命」，甚至那种「受命」意识根本就不足以促动他西行，更不可能提供给他面对种种劫难的精神支援。他「大抵受王恩宠，不得不尽忠以报国耳」的信念在取经之前就只能给他「此去真是渺渺茫茫，吉凶难定」15的结论了。
那么，他又是怎么走完十万八千里「渺渺茫茫，吉凶难定」的取经之路的？他靠甚么信念支持他？他是怎样给众多的研究者以「最真心取经」和「唯一真心取经」这样的印象的？
实际上，西行之路乃是唐僧师徒面临命定的悲剧而寻求灵魂的突围的过程，他们「取经」实质是在寻求灵魂的救赎。西行的路也就是他们拯救灵魂的炼狱，「八十一难」其实是对他们灵魂的荡涤，是对「凡心」的「了却」而非是对「磨难」的「战胜」！
也就是说，唐僧在取经过程中开始了《西游记》的作者也在进行的精神寻求，他已经不再将儒生式的「受命」作为取经的理念支撑，他逐步将取经视为自己灵魂的拯救，他在思考自身「命定」的悲剧性：他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已经复活！
实际上，这种复活的过程在踏上取经之路之初就已经开始了。西行长安不远，在法门寺，众长老论说西途之艰险，唯「三藏钳口不言，但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莫解其义，三藏曰：「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16他已经开始在儒家的「受命」之外寻求取经的理念依托，他已经决定以「佛心」来面对西途的凶恶。这是他觉醒的开始。唐僧去取经是出于儒家的「受命」意识和忠君思想，是一种悲剧性的「命定」，但是，从他踏上「取经」的西游之路的那一刻起，他终于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取经」，寻求自身悲剧性的「命定」的出路问题的解答。因此，取经在唐僧看来，已不再是为唐皇求得「度鬼」的三藏真经，这个目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西天「极乐世界」能否给自己以灵魂救赎和精神安慰。他的生命历程中种种遭遇已经使他意识到自己命运的悲剧性，他希望西天极乐世界能够给他一个最终的解脱。
这就是他在功德即将圆满，到了灵山，见了如来，得了真经，却为甚么从「手舞足蹈」 到「循规蹈矩」，瞬间又「满眼流泪」17的真正原因：他「西游」的目的，已不在取「三藏」「度鬼」之「经」，或者「取经」已不是他最主要的目的；他寻求的是自己灵魂的归宿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