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尚不清楚“生言”何意。至於“男女辨”“父子亲”“君臣义”，以及“男女不辨”则“父子不亲”，“父子不亲”则“君臣无义”等等，含义则是一清二楚的。只有它们，才是“以理人伦”的真正切实的道德要求，“以顺天德”的真正可行的行为规范。《六德》篇不说它们是甚麽“天降”之“大常”，而给了它们一个更实际的名字，叫做“君子所以立身大法”，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倒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不过《六德》篇又不划地为牢，而主张演绎开去，说这三个立身大法“其绎之也六”，“其衍十又二”。所谓“绎之也六”，那应该就是“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以及“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了[12]。至於“其衍十又二”，则当是“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此六者各行其职”之谓[13]，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那个“正名”，即夫应行夫之职，实夫之位；如此等等。
《六德》篇强调，这三大法和六绎、十二衍三者，应该相通，“三者通，言行皆通；三者不通，非言行也。三者皆通，然後是也”。所谓“三者通”，大概是说，对於人伦道德，不能只理解为圣仁智信义忠那六种天降的大常，也不能只局限为辨、亲、义那三种立身的大法，或者是六对十二个名实的两两相应；而应该打通了来理解，即既见其为天常，又奉之作大法，也实其所当实。只有这样，才不致流为空泛，或拘于琐细，而且既便於言，又利於行，达到所谓的“言行皆通”。後世思想家将三大法僵化为三纲，变双向成单向，既不能绎之也六，也无法衍十又二，则是“三者不通”的典型；这里就不细说了。
四 行
家庭结合而有社会，人伦道德之上乃有社会道德。在楚简中，社会道德谓之“善”，其《五行》篇中有关“四行”的种种论述，便是儒家（主要是思孟学派）的社会道德学说。
《五行》篇的开宗明义第一章中这样说：
仁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义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礼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智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圣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德之行。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
这里所谓的“形於内”和“不形於内”，乃就天道而言。他们认为，天道外於人而在，无声无臭无色无形，虽细分之为仁义礼智圣诸道，亦无从得其朕兆。勉强形容一下它的形状，可以谓之为“形而上”即有形以前的模样。这些形而上的天道，只有被人觉悟，方得成形於人心之内，是为“形於内”；此时的某天道，便谓之某“德之行”（如：仁道形於内，谓之仁德之行；等等）。倘或并未被人觉悟，没能在人心中成形，只是被仿效於行为，便谓之某“行”（如：仁道不形於内，谓之仁行；等等）。仁义礼智诸道，莫不如此；只有圣道例外。盖圣之为道，只能形於内而成圣德，不能不形於内而有圣行。所以，形於内的德之行共有五种，简称五行，即仁义礼智圣，其和谓之德。不形於内的善之行共有四种，简称四行，即仁义礼智，其和谓之善。善是社会人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是“人道”即为人之道，或者叫社会道德；德是觉悟人之所以与天地参，是“天道”之现於人心，或者叫天地道德。
有关四行与五行、人道与天道、社会道德与天地道德的这一段总论，思路和文路都是相当清楚的。唯一有点麻烦的是“圣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德之行”那一节。这一节在马王堆帛书中，作“圣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内，谓之行”。从形式上看，帛书的句子似乎更好些；竹简的句子似乎有衍误。但从内容上推敲，却又似乎不然，因为圣和仁义礼智有别，它高於一切善行，不是行为方式，不与具体对象对应，无从不形於内而竟落实为行。这一点，《孟子·尽心下》的一段话，也许可以引作佐证：
仁之於父子也，义之於君臣也，礼之於宾主也，智之於贤者也，圣（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孟子这段话，自身本也有点麻烦，那就是“圣人”的人字。其为衍文，已经证明[14]。现在我们从楚简《五行》中圣与仁义礼智有别的角度来看，《孟子》这里的圣，也不与具体的人群打交道，而只与天道相往还；这岂不是说，《孟子》的这个圣，也不是人际的行为方式，不能“谓之行”，而只是对天道的觉悟，只能“谓之德之行”吗？
圣和仁义礼智的这一区别，这一不得谓之行和可以谓之行的不同，划出了五行和四行的界限，德和善的界限，天地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是需要认真注意的。
五行四行和六德之间，当然也有界限问题。《五行》篇中，有一节专门描述此三者的基本标帜和主要差别，过去很少受到人们注意，那就是【经6】所说的：
仁之思也清，清则察，察则安，安则温，温则悦，悦则戚，戚则亲，亲则爱，爱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仁。
智之思也长，长则得，得则不忘，不忘则明，明则见贤人，见贤人则玉色，玉色则形，形则智。
圣之思也轻，轻则形，形则不忘，不忘则聪，聪则闻君子道，闻君子道则玉音，玉音则形，形则圣。（按，君子道即天道，见帛书《五行》【说6】）
这里的三种思和三种形，各自代表着人间的一种道德。其第二种和第三种即智和圣，正如马王堆帛书《德圣》篇之“知人道曰智，知天道曰圣”所言，分别代表着对人道和天道的认知（所谓的“见贤人”和“闻君子道”）；也如《五行》之【经19】和【经18 】所示，由智之思而生四行与善，由圣之思而生五行和德；就是说，这两段所表示的是社会道德和天地道德的特徵。至於表现为温悦亲爱等等的仁之思和仁之形，即第一段，则是血缘亲情的流露和提升，其所指示的，是宗法关系内的人伦道德。这仁智圣三者之间，似乎存有某种递进的关系，其中仁所反映的是人之作为感情的自然存在，智所反映的是人之作为理性的社会存在，圣则是二者的结合和超越，反映的是人所可能达到的极致。子贡某次称颂孔子道：“仁且智，夫子既圣矣”[15]，正可借来理解《五行》篇的这段经文，理解儒家三重道德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说儒家三重道德之间有着递进关系时，必须补充一句的是，社会道德即所谓的四行或善，不仅不足以统辖人伦道德即六德，而且，在儒家看来，它也不能移用於家庭人伦之间。用孟子的话来说，这叫做“父子之间不责善”；他说：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16]
责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17]
所谓责善，是以仁义礼智来克制自己和要求对方。孟子认为，责善乃朋友之道，不可施诸至亲之间；父子之间倘若互相责善，那将是最大的贼恩行为，势必导致分离和不祥。这也就是说，以智为基础的尊尊的理性的社会道德，是不可搬用於以仁为基础的父子之间或家庭内部的；那儿需要的是亲亲的感情的人伦道德。
说到这里，很容易想起一桩著名的“攘羊”公案，好多思想大家都曾对之发表过高见：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8]
直躬的案例，又见於《庄子·盗跖》、《韩非子·五蠹》、《吕氏春秋·当务》、《淮南子·泛论训》等篇，细节和评价各各不一。最突出的当推《韩非子》的记载，在那里，作证的儿子竟以“直於君而曲於父”的罪名被冤杀了。按“直”是一种善行，属於“义”的范围、社会道德的范围。知道有人偷羊而挺身作证，乃社会秩序所要求的义举，本是一种社会公德。但按照儒家标准或揆诸社会习俗，如果是儿子出面来证实父亲，那便成了“曲於父”的贼恩举动；因为父子之间，是不能责善的，他们另有一套亲亲的道德守则。按照那套守则，父子相隐，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