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生的陳述有幾個特點:
（1） 宋先生熟讀馬克思經典，所抽出的引文，不但把馬克思的議程作出明澈的呈示，而且讓人在了解了馬克思精神走向的重要性以後看出其對亞洲歷史結論之盲點；
（2）他用了完全屬于正統馬克思的方法——歷史事件的物質基礎——來否定馬克思由市民社會出發發展出來的文化階段論的局限與偏頗；
（3）他應用了大量的表解（北部中心區、南部週邊地區群數、人口數。耕作面積表；1904—33年間總耕地面積中的灌溉面積表；中國治水活動的歷史發展與地區分配統計表——由春秋戰國到清；長江以南人口變化表；人工灌溉設施的內容表；儒家式社會中的人口變動表——由西漢到清; 漢代人口與耕地面積表等。來源包括漢書，後漢書，地理志，晉書地理志，三國志，元食貨志，魏書地制度等）；
（4） 政治結構、經濟系統的運作、農民革命的實際情況的細論，都明顯地反映出馬克思“想當然”的結論所帶動威特伏格，麥德扎、托奇等一大堆學者的問題重重。
宋先生選組部署的資料，清楚地顯示自春秋戰國以來，專制君主的實質權力早已被中央官僚——地主集權政治多元的結構的支配系統和土地私有制邊緣化，事實上，儒家式社會的特征是土地私有制的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的基本單位不是牧歌式的村社共同體，而是自家經營的小農，農民層沒有把國家的經濟職能看作是自己生存中本質的東西，水利設施的建設是有關地區社會的利益團體，有時是王室，有時是豪族私人的課題。國家的統治往往操縱在官僚地主的手上。現在讓我們看看宋先生對馬克思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精彩的批判:
“他們的理論不過是歐洲中心主義思考的變形。托奇將中國社會看作『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典型範例完全違背了中國的實際情況……（他們）錯誤的解釋不但源于對中國社會的無知，而且還起因于包含這18世紀以來在資產階級思想家意識形態中濃縮的、歐洲中心式思考。在歐洲中心主義看來，所謂『東方』社會，即在地理是屬于非歐洲地區的亞洲、中南美洲和非洲社會，不顧他們的文化與社會差異，全都看作是區別于『文明的』歐州的『野蠻』社會……在政治上由殘暴的『東方式專制主義』『一成不變』地統治了數千年時間，在經濟上由于缺少私有財產，因此停留在『人類文化原始階段』的『氏族共同體』狀態中；在文化上支配東方社會的是棣屬于『自然』的『被動精神』，即與人道主義背道而馳的、崇拜自然的順從恭順的風土人情。作者以為，儒家式社會不能用這種歐洲中心的世界觀進行解釋。儒家式社會是直接先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換句話說，它在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中是最進步的社會……歷史唯物論所規定的人類歷史階段即原始共同體。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決不是人類歷史的普遍發展，那麼儒家式社會從其發展水平來看應該放在封建制與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間。從所有關係的觀點來看，儒家式社會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有著密切的關係。但從生產方式和社會分工的觀點來看，按照托奇的話，這個社會不屬于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任何一個。”
宋先生不只是批判了馬克思的觀點而已，他的批判事實上給所有比較文化研究的學者作出最重要的警告。這與我這麼多年來在東西比較文學方法上所提出的警告不謀而合（見我的《比較詩學）《歷史、傳釋與美學）和《Diffusion of Distances: Dialogu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ics））宋先生的書除了他精到的見解使讀者對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有耕深的了解之外，還可以跳出單一文化思想的盲點。他這里的結論事實上還提供了尋找中國社會文化真質思維的一個重要的起點，一個可以幫忙我們在建立中國現代性和後現代社會思索的重要的起點。事實上，宋先生就是在這個起點上在第三部里對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形成和中國現代革命的成功作出了嶄新的塑像。
從宋先生對儒家思想、儒家式社會透寫的長景再出發看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從『新民』的梁啟超到『新民主主義』的毛澤東，或從陳獨秀、胡適到魯迅、李大釗，以至其他的作家，我們都看到一個背負著沉重的使命、為塑造新中國鞠躬盡瘁的改革者的鮮明的形象，一個以主體意志力道德力迎接和試圖克服停滯的運作系統來重建自由平等新中國的形象。在打倒孔家店的背後是一個除卻欽定的對生產階級（所謂“小人”）的支配、重生的活潑潑的『維新君子』，在中國因外侮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努力尋求破除儒家式社會中停滯的基本元素（簡約為反封建，其實是中央官僚地主集權系統中統治階級（約占10%）不合理的昂高的地租與稅征和生活經常無以為繼的生產階級的農民（約佔90%）整個不平等的社會的弊端）以期達到一種新的和諧。宋先生在這個地方，特別針對潛藏在他們原有古典教育里深層的儒家理想甚至道家境界著墨，比如李大釗，在鼓動社會主義革命的吶喊的同時，特別提出孔子現世世界人本主義的自我信賴:『孔子說道，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以此曾經強調人的" 自我信賴"。孟子說，當今之世，舍我其誰？通過這點孟子也想強調人的自我信賴。想學習孔孟並將他們的思想加以實踐的人們的確應該學習他們的自我信賴和自立精神。他們應該以自主的行動來自立。』而他最後爭取的自由是歸根在無待無礙的莊子思想。宋先生從眾多的證據里得到如下的結論:『李大釗為了否定正統儒家思想家長式的獨裁社會秩序，一開始就非常重視道家的開放思想家。他想擺脫個別存在的所有人的束縛而宣揚無限自由的莊子傳統的民彝概念（人的自然秩序）發展出現代政治的意義。』同樣，毛澤東在『矛盾論』也借用了道家的反者道之動的說法發揮他的無限矛盾無限實踐的哲學。
假如宋先生通過儒家式社會獨特物質基礎的具體陳述否定了馬克思從單一文化以市民社會為基礎而得出來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則毛澤東也透過中國非市民社會特有的民族歷史環境拒絕了馬克思史太林圖形化的革命路線，而為現代中國推出了成功的革命。（在此，作者集中在20、40年代思想上的變革，本書題旨不便涉及毛澤東後期各種政治運動以至發起文化大革命的悲劇情況。） 毛澤東說:
『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係的。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就是要學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這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具體化，使之在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極待了解並極需解決的問題。』
是這種根植在本土文化的攝取，才可以發揮雙文化互為激蕩的創造。我們在宋先生的書中看見更通透更輝煌的靈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