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哲学从先秦时期开始即以探求“道”为要务，而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哲学则以认识“真理”为目标。“道”与“真理”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但二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求“道”的取向与求“真理”的取向分别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发展，使两者之间产生了各有千秋的特色与区别。有趣的是，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汇过程中，一方面中国现当代哲学在西方哲学的影响下逐步接受并确立了“真理”观；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学特别是后现代西方哲学中却出现了颠覆传统意义上的“真理”观并实际上向中国的“道”观靠拢的现象。也许，在中西方哲学的视域融合中，我们可以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真理”观或“道”观。

[关键词]道；真理；先秦哲学；古希腊哲学；

一、“道”与“真理”的细微区别 

       “道”是中国哲学中具有根本、终极意义的概念。对“道”的不懈探求，是自先秦诸子以来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先秦诸子各家各派都在探究“道”，都在论说自己对“道”的理解。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自不用说，以孔、孟为代表的早期儒学也把探求“道”作为崇高使命。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1]（《里仁》）“笃信好学，守死善道。”[1]（《泰伯》） 又说君子应当“志于道”，“谋道不谋食”。孟子也说：“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2]（《滕文公下》）其他各家人物也都谈论、探究他们所理解的“道”。尽管先秦诸子各家各派所谓“道”在具体内容上有许多不同，但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把探究“道”作为学术的目的，认为无论天地自然还是人类社会，都有其“道”；无论做人还是办事都应当知“道”、有“道”、守“道”、从“道”、顺“道”。

       先秦诸子们对“道”的热切探求，与古希腊哲人探究“真理”的态度颇为相似。古希腊哲人大都把“真理”看作是认识追求的目标。柏拉图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就是那些喜欢知道真理的人”[3](p.83)。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对象就是“适用于一切存在物的”真理。    尽管对于究竟什么是“真理”有不同的看法，如柏拉图认为真理是某种超验的、永恒的理念，亚里士多德认为真理是思想和物的符合，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真理”是人们的知识应当追求的目标，也是人应当服从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古希腊哲学是以追求“真理”为宗旨，而中国先秦哲学则是以探求“道”为宗旨。

       那么，先秦哲学中所谓“道”，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真理”呢？人们的确很容易产生这种联想并这样去理解。如孔子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守死善道”，就通常被阐释为执著追求真理、至死坚持真理的精神。显然，在这种阐释中，“道”这个概念已经被不言而喻地等同于“真理”。在现代人的学术论著中，也往往用“普遍的原理”、“客观的规律”一类来源于西方哲学真理观的术语来解释中国古人所谓“道”。

       然而，深入仔细加以比较则可以发现，尽管中国哲学中所谓“道”与西方传统哲学中所谓“真理”不无相通之处，但两者并不是完全对等的概念，其间有着细微却很重要的差别。这种细微差别恰恰显示出中西两种哲学传统各自的特色。把“道”与“真理”完全混为一谈，乃至完全用西方的“真理”概念来解释和替代中国的“道”，则既混淆了中、西两种哲学传统的差异，也遮蔽了中国传统哲学固有的特色。

       这里且以孔子、孟子所谓“道”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谓“真理”为例，作一些比较，以强调说明“道”与“真理”的不同，并探讨这种不同对于两种文化传统的深远影响。

       “道”与“真理”的细微区别，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从语源上来看，“真理”与“道”的本义并无共同之处。“真理”（truth）的意思来源于“真”（true），意指真实地符合某种事实或实际情况。而“道”的本义是指“路”，路是由人走出来并供人走的，引申为比较抽象的意思则指某种途径与方法，也是供人运用的。虽然作为哲学概念的“真理”与“道”，跟它们语源学上的本义不完全等同，但两者之间仍然有着割不断的内在联系。“真理”强调的是客观的“真”，而“道”强调的是可以让人照着走，可以供人运用。“道”从源头上来说，与“真”并无必然关系。其实早期儒家经典里从来不讲“真”，《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乃至于全部“十三经”中都居然没有一个“真”字。“真”字是到了《庄子》书里才突然多了起来，但庄子所谓“真”与“真理”也不是一回事[12]。可以说早期中国哲学典籍中并没有完全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所谓“真理”的概念。

       2、“真理”是被人发现的，而“道”却是由人建构起来的。在古希腊哲学中，作为知识对象的“真理”，是“事物不变的本质”。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永恒事物的原理常为最真实原理（它们不仅是有时真实），它们无所赖于别的事物以成其存在，反之，它们却是别的事物所由成为存在的原因。”[5](p.34)因此“真理”是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只能努力去认识“真理”，发现“真理”，却无法改变“真理”，更不能创造“真理”。而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却不同，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季氏》）孟子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2](《告子下》)庄子也说：“道，行之而成。”[4]（《齐物论》）“道”是由人“弘”出来的，由人“行”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本来没有“道”，“道”是由人建构起来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语汇中，“道”往往是归属于人的，如“尧舜之道”、“文武之道”、“夫子之道”、“圣人之道”、“先王之道”等等。

       3、“真理”从概念上来说具有唯一性，而“道”却可以是多元的。尽管呈现在人们知识中的“真理”总是具有相对性的，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学派所认定的“真理”具体内容也是有差异的，但是“相对真理”总是相对于概念中那个绝对、唯一、不变的“真理”而言的。因此从概念上来讲，“真理”应当是唯一的。但在孔、孟的概念中却并非只有一个绝对、唯一、不变的“道”，而是有不同的“道”，如“圣人之道”、“君子之道”、“杨朱、墨翟之道”。它们相互之间可能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但都不失为一种“道”，甚至还可以“道并行而不悖”。孟子甚至引述孔子的话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3](《离娄上》)仁与不仁，都可以是“道”。而在亚里士多德们看来，如果甲是“真理”，则非甲一定是谬误，排中律乃是最确实无误的原理。因此“真理”的反面只能是谬误，不可能有正确与谬误都是“真理”，或不同的“真理”可以“并行而不悖”的情况。

       4、“真理”追问“是”与“不是”，“道”追问“可”与“不可”。在古希腊哲人看来，一种认识之所以为“真理”，是因为它符合其所表达的那个客观对象，这个对象或是客观事物，或是客观的理念。符合的就是，不符合的就不是。亚里士多德说：“每一事物之真理与各事物之实是必相符合。” [5](p.34)所以追求“真理”就是要追问一个客观的“是”与“不是”。而孔、孟之“道”却不太讲这种“真理符合论”意义上客观的“是”与“不是”，而是倾向于寻求在特定条件之下，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间的“适”与“不适”，“当”与“不当”，“可”与“不可”。孔、孟之“道”讲“时中”，“时中”就是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对象、环境来决定什么是适当的，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如孔子的为官之“道”便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2]（《公孙丑上》）。因此，“道”不是某种客观存在的事物在知识上的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