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的分析比较意在说明“道”与“真理”之间有重要区别，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道”与“真理”之间也有相通的方面，例如都具有普遍性、客观性等。因为本文的重点在于谈“异”，所以“同”的方面就不多说了。 

二、求“道”的文化与求“真理”的文化

       以追求“真理”为导向的古希腊哲学，与以追求“道”为导向的先秦哲学，对后来中、西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了各具特质的两大文化传统。哲学作为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对整个文化的发展显然有着重要的影响。而求“真理”与求“道”的差别，对后来中西文化不同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微妙的影响，以“真理”为取向的文化与以“道”为取向的文化，各自都有一些利弊长短。概括说，两者的差异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以“真理”为取向，使适于自然科学与技术发展的科学理性精神趋于发达；以“道”为取向，使适于社会伦理学说和人文艺术发展的实践理性精神趋于发达。自然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外在的，“真理”也具有客观外在性。研究自然科学就是要找出那个客观的“是”，“真理”也就是那个客观的“是”。这种客观的“是”从理念上来讲是不掺杂人为因素的，不以人的喜怒哀乐为转移，也不会因人的主观需要而改变。所以研究自然科学，须以认定“真理”存在的信念为前提。而社会人文领域虽然也有一些客观的规律，但这里所谓客观只是对个人而言的客观。而对“我”而言的客观，其实往往是由许多其他的“我”的主观构成的。因此，就人类社会和人文领域作为一个整体而言，任何规律都已经包含了人的实践行为和意识活动的介入，都脱离不了人为的因素。如果没有人的实践行为和意识活动，社会人文领域本身就不存在，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人文领域的客观规律。因此在社会人文领域其实并不存在古希腊意义上的“真理”，有的只是先秦儒家意义上的“道”；没有绝对外在于人的客观的“是”，只有主客体互动情境中“合内外之道”的“可”。

       2、以“真理”为取向，易于培养一往无前的进取心，但也易于形成独断；以“道”为取向，易于形成兼容并蓄的宽容，但也容易流于圆滑散漫乃至于相对主义。认定了有一个客观的不变的“真理”，并相信人最终能够认识或得到这个“真理”，故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好比一个人认定了山顶上有金子，所以不顾一切，只管拼命往山顶上攀登。而求“道”的人却好像只是到山中来旅游，只求找一条路，既可以看到好风景又能避开危险一步一步走稳走好。求“真理”的人一旦自以为找到了“真理”，便容易形成独断，否定其他人的学说，并且只有在否定了其他人之后才能确证自己所发现的为“真理”，因为“真理”是唯一的。故追求“真理”为取向的学术史，较多呈现为对前人历史的否定与批判，不断用新的“真理”取代旧的“真理”。而求“道”的人往往并不绝对否定他人的“道”，善于在不同的“道”之间求同存异，特别对前人的“道”怀有十分的敬意，善于接着前人走出来的“道”继续走。故追求“道”为取向的学术史呈现出返本开新、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特征。但其流弊则是容易形成认识上一味容许“见仁见智”差异的散漫，行为上“无可无不可”的圆滑，甚至于走向“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相对主义。

       3、以“真理”为取向更关注于最终目标，为了达到最终目标甚至不择手段；以“道”为取向比较重视过程本身，对于最终的结果有时倒不十分计较。追求“真理”因为最终目标明确，并且目标具有终极价值，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好比撒网捕鱼，目的只在于得到鱼而已。而求“道”的人却好像姜太公以直钩钓鱼，愿者上钩，是否能钓到鱼无所谓，重要的是“钓”的过程本身。崇尚“真理”的文化往往以最终结果论成败，故易于刺激人不顾一切奋力追求，因而使得社会整体上在“发展”、“进步”的历程中表现出比较高的效率。崇尚“道”的文化则往往能“不以成败论英雄”，一个人如果因为坚持“求之以道”而未能达到、或未能像其他人那样快地达到某个既定的目标，是应当得到同情与赞赏的。因为他即使没有成功，也已经“得道”，“得道”就是“有德”。换句话说，“道”与其说是某个最终目的，不如说是通往这个目的的整个过程本身。但也正因为对过程本身的关注甚于对具体结果的关注，求“道”的文化在“发展”、“进步”方面，面对以数字为手段的量化衡量标准仿佛显得效率不高。 

三、中西哲学交汇中的“真理”与“道”  

       上述关于“道”与“真理”之差异的比较只是将其差异的方面突出来说的，并不否认两者也有相通或者相同的方面。实际上任何关于不同文化差异的比较得出的结论，都不难找出一些例证来加以驳难和否定。这并不奇怪，因为不同文化相互之间的差异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毕竟同属于人类文化，相同的方面会更多。虽然如上所述，“道”与“真理”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在中国古代思想家对“道”的探求中，也并非完全不包括对“真理”的探求，“道”有的时候也包含有近似于“真理”的意义。如先秦道家著作中有时会用夸张的描述把他们的“道”神话为“先天地生”的“常道”或“恒道”；汉代董仲舒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6](董仲舒传)，试图将“道”说成是永恒不变的东西；宋儒在对儒家之道的探求中体贴出“天理”二字，强调“天下只有一个理”[7]（p.196）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受到西学东渐影响的中国哲学，更是有意识地确立并不断强化着“真理”的观念，以至于在哲学乃至一切学术研究中，都坚信有“真理”并以发现真理作为无庸质疑的目的。

       然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哲学却出现了一股以反西方传统哲学为特征的“后现代”思潮，这种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的颠覆。经过这种颠覆之后，西方哲学家对“真理”的理解，在笔者看来其实是向中国古代哲学对“道”的理解靠拢了。

       后现代主义的西方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省，试图跳出西方传统哲学的藩篱，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显示出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新转向。几千年来的西方哲学以发现终极实在，建立绝对真理的知识体系为己任，而后现代主义却举起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大旗，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世界基础而存在的终极本体及其绝对真理，倡导多元性、不确定性、无序性、矛盾性等。他们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对传统“真理”观所假设的那些不证自明的、具有终极真理意义的观念或概念进行解构，否定“真理”具有脱离人的思维和实践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体性。在西方传统哲学家那里，真理本身同人的目的、需要和兴趣等毫无关系，人们必须不带任何成见去研究问题才能发现真理。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真理并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构造的。“人类利用他们所制造的语言来构成语句，从而制造了真理”[8]（p.19）， “真理也是人类所造” [8]（p.34）。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哲学所谓“人能弘道”、“道行之而成”。在后现代哲学家看来，“真理”作为被人们构造出来、发明出来的应付环境的一种信念，其价值并不在于这种观念同某种与人的目的无关的实在是否符合，而在于它同人们已经持有的信念是否会发生冲突。一个信念只要与其余的大多数信念不发生矛盾便是真的，用罗蒂的话来说：“所谓‘客观真理’，恰恰只是我们当前有关如何说明发生的事物的最佳观念之谓。”[9](p.359) 换句话说，“是”与“不是”的意义已退居其次，重要的在于“当”与“不当”，“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