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刚才说到鄂兰的公共领域也是一个\"以意见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掌握真理\"的领域。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是对我们了解公共领域的理性程度关系重大。基本上，鄂兰相当反对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认为后者企图以哲学家所掌握的真理作为施政的蓝图，强加真理于意见之上。但是鄂兰认为哲学与政治是两个性质迥异的范畴，哲学活动以追求真理为最高鹄的，其进行方式可以采取柏拉图所重视的辩证法（dialectic）；而政治活动则是一个纷杂意见并陈的活动，其中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只能以说服（persuasion）争取众人支持，以达成行动的共识。哲学家若以绝对真理强加于政治意见之上，只会造成一出混淆界域、范畴倒错的悲剧。鄂兰说：\"当哲学家把他的真理（他对永恒的沉思）提交给城邦，这个真理马上就变成众多意见之中的一种意见。它不再具有什么特殊性，因为没有任何可见的标志足以分辨真理与意见\"。
在公共领域中，每一个人所表达的意见都只是一种看法。没有任何意见具有优先性，足以被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似乎告诉我们公共领域之中只有意见、没有真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每一个意见都包含了若干真理的性质。鄂兰在这里运用了海德格（Heidegger）\"真理即显现\"的洞识，并把它与意见结合起来。她说：\"意见（doxa）以世界如何向我呈现的方式掌握这个世界，因此，它并非主观的幻想及随心所欲，亦非某种绝对而放诸四海皆准的东西。这种想法的假设是世界会根据每个人所处的位置，而向每个人展现不同的面貌。世界的\'同一性\'（the sameness）、它的\'共同处\'（commonness）、或它的\'客观性\'（objectivity）在于下述事实：尽管人们彼此有别、立场迥异、甚至意见不同，但是向我们展现的是同一个世界──\'你与我毕竟都是人\'\"。 换句话说，我们共同居住于一个世界之上，我们各自以一己所观察到的方式理解这个世界（及其事务），并表达为不同的意见。但是每一个意见既非绝对真理，也都分别显示了若干真理。意见因此不是纯然与真理对立的东西，而是可以传达部分真理的东西。公共领域由意见所构成，这些意见必须交流沟通，如此我们才能对共同所处的世界有比较完整的了解，也才能在各种意见之中欣赏到每个人的特殊性。鄂兰透过这个方式，把公共领域、言行显现、理性沟通、以及世界的同一性结合起来，这是她的理论的特殊贡献。 三，理性沟通的预设与理想 鄂兰虽然替公共领域的特性做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但是公共领域与理性沟通的关系仍然不十分明确。鄂兰一方面认为公共领域是由言说（speech）或言行（speech-act）所构成，而言说当然与理性有密切关系；但是另方面她也拒绝让哲学家的绝对真理取代意见，成为公共事务的判准。因此，公共领域究竟可以容许或预设多少理性，仍然有待深入探究。在这个问题上，哈伯玛斯所主张的\"对话伦理\"适足以提供进一步思考的起点。
哈伯玛斯事实上深受鄂兰政治思想的影响。譬如说，哈伯玛斯早期的作品《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基本上继承了鄂兰对古希腊时代公私领域区分的研究，以及她对近代\"社会\"领域兴起的了解，但是他也跳出了鄂兰的思想史架构，而试图给予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一个历史社会学式的分析。 又譬如说，在哈伯玛斯评论鄂兰\"权力\"概念的文章中，他一方面推崇鄂兰开展了一种以沟通为取向的权力概念（communications concept of power），比韦伯（M. Weber）和帕森思（T. Parsons）的定义可取；另方面也批评鄂兰的权力观念只关注于政治权力产生的问题，而忽略权力的行使、争夺与保持，从而窄化了权力的内涵。 哈伯玛斯本人倒是由于鄂兰\"沟通权力\"概念的启示，而逐渐发展出一套关于\"对话伦理\"（discourse ethics）与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理论。
在哈伯玛斯的理论里，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如果要蜕变成一个具有正当性的公共领域，就必须依据对话伦理的要求，尽量满足\"理想言说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的各项条件。所谓\"对话伦理\"，关系的是我们作为自由平等的公民，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互动中，应该根据怎么样的预设来进行论辩，以获得众人皆可接受的决议或共识。在哈伯玛斯的对话伦理中，有两个原则居于关键地位，一个称为U原则，一个称为D原则： U原则（普遍化原则，principle of universalization）──为了满足每个人的利益而共同遵守的某项规范，其引起的后果与副作用，可以被所有受到该项规范影响的人所接受。
D原则（对话伦理原则，principle of discourse ethics）──只有全部参与实际对话并受其影响的人都认可的规范，才可以宣称为有效的规范。
哈伯玛斯的U原则是康德\"普遍化原则\"的改良。他认为康德的普遍化原则太偏重主体的意志性，带有独白式的论证色彩，应该改成强调\"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论证方式，以「大家都可以接受\"作为检验某项道德规范有效与否的标准。经过这个修正，\"普遍效力\"的成分依然存在，但是道德行为的判准不再是\"我是否能如此如此意志\"，而是\"我们是否都能如此如此接受\"。 至于D原则，我们更可以看出这是哈伯玛斯对话伦理的核心，它所凸显的意义是：每一个人的观点、利害都应该在讨论审议过程中获得平等的尊重，如果一项决策排除了某个人或某一群人的有效参与，那么这项决策对那个人或那群人就没有拘束的正当性。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哈伯玛斯在建构这套对话伦理时，完全没有引入任何实质性的道德标准，譬如上帝的诫命、自然法、人权原则等等。相反地，他认为对话伦理所采用的是一种\"超越──实用\"论证（transcendental-pragmatic argument）。言其\"超越\"，因为对话以彻底普遍化的方式进行，不可能再被转化为具体的、特定的功能要向。言其\"实用\"，则因为对话过程中不预设任何实质性的形上规范原则，而要求所有规范宣称都放到审议过程之中来检验。 哈伯玛斯相信从沟通对话的过程中，我们自然可以抽绎出某些非实质性的原则。这些纯程序性、非实质性的论证规范是我们追求道德共识的起点，而其具体分析则见于他对\"理想言说情境\"的解释。
哈伯玛斯认为共识的达成，必须假设参与对话的人都是具备理性能力，足以判断真实性、正当性与真诚性的人。除此之外，哈伯玛斯还假定我们可以进入一种理想的言说情境，其中包含若干原则。第一、任何具有言说及行动能力的人都可自由参加此一对话。第二、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提出任何他想讨论的问题，对别人的论点加以质疑，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需求。第三、每一个人都必须真诚表达自己的主张，既不刻意欺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