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对我们来说，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也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联系。而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其实他们首先不过也是一些人甚至是一些与我们一样极为平常的人，但他们同时似乎又与我们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并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当然他们也在根本上更无缘于真正意义上的所谓“政治”，然而，他们却似乎极愿意站在统治者的角度上来思考问题，思考政治的历史、经济的历史以及文化和军事的历史。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够从这样一些支离破碎的历史碎片当中找到一些所谓的规律，总是希望后来的统治者能够按照他们所找到的规律进行统治。但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为他们所找到的规律可靠吗？后来的统治者们真的会尊重或者遵循他们所找到的规律？或者可以问一句：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到底有无规律？难道历史、整个人类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如此的简单？可以用所谓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思考和分析僵化模式来生搬硬套？既如此，历史又有何乐趣可言呢？它还可能会有那么的生动而形象、悲壮而惨烈、痛苦而凄惶吗？其实，所谓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在本书看来，它本身似乎从来都不是那样一种东西，从来没有今天概念上的历史那样索然无味、味同嚼蜡甚至于不堪卒读。与此相反，它往往都是一些个问题的历史，总是充斥着悲剧的色彩——而所谓喜剧，其最高境界也并不仅仅在于博人一笑、让人一笑了之而是让人在笑过之后能够从中真正领悟到一点儿什么，而且喜剧中引人发笑的人物，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真正值得一笑的东西，他们之所以最终会让人见笑的原因，恐怕就在于他们在为人处世上的一些个说法或者做法有点儿不合时宜甚至有点近于一个十足的傻瓜。但问题却是，什么叫时宜？合时宜的东西难道就一定是对的？而不合时宜就可以说一定不对？问题恐怕不能这么想。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所谓喜剧与悲剧，不过是剧作家们为生动而形象地表述历史而采取的不同文学表现手法，从根本上说，二者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旨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历史可以说是一幕幕喜剧更可以说是一幕幕悲剧，它就是要通过这样一种可以震撼人类心灵的形式来告诫人们，历史总是充满着一种十分浓郁的悲剧色彩的，它告诫人们：历史的错误不可重犯，历史的悲剧不可重演。

其实，历史无非就是问题的消亡和解决，于是乎问题的循环往复便成为历史；同时，现实也无非就是问题的存在与发展，于是乎问题的纵横交错也便成为现实。此外，而世界则更无非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的世界，它总是由无数个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所共同组成的。然而，就在这样一个问题的历史、问题的现实和问题的世界中，一个人可能会有一个人的具体问题、一个社会可能会有一个社会的具体问题、一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个国家的具体问题、一个民族也可能还会有一个民族的具体问题，而且即便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还可能会有不同的具体问题，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层出不穷、错综复杂。然而，所有这一切的一切又不能不让人眼花缭乱、惴惴不安，手足无措、应接不暇。《吕氏春秋•察今篇》中尝有云：“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于是乎，那些个在历史上饱尝压抑、备感困苦或者深陷迷茫中的人们，便总是将其彷徨、困惑和求助的目光越来越多地转投向思想、转投向历史，转投向思想在时间流程中建构、定形与变异的连续性历史；于是乎，他们便越来越多地关心、关注和关怀于“古往今来的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这样一个既十分简单而又十分复杂的关键性的问题。与此同时，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前所述，既可以说是思想或思想史所要讨论的永恒主题，也可以说是思想或思想史本身所固有的核心、生命和不变价值之所在；否则，如果思想或思想史不能准确地提出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思想或思想史完全偏离了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那么这样的思想或者思想史势必将不会得到整个社会和大多数人们的普遍关心、广泛关注和殷切关怀，势必将会因此而沦为似是而非、大而化之、大而无当、空洞无物以及毫无用处可言的五花八门、不着边际的东西；当然，这样的思想史亦必将不会拥有读者和市场。

那么，在先秦儒家时代、春秋战国时期，“天下何思何虑”？当是时也，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等等等诸子百家们，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呢？这正是本书通篇所研究的主题。对此，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胡适云：“诸子自老聃、孔丘至于韩非，皆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救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发”；而梁启超则亦云：“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由此可见，政治无疑乃是当时诸子百家乃至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们所普遍关心、广泛关注和殷切关怀的关键性问题；或者说，此乃其思想共同的永恒主题之所在。具体就诸子百家而言，当是时也，如前所述，本书认为，其所思、所虑当不外乎“治乱存亡”；而其所归、所致则亦不外乎“何以致中和”——其意旨就在于礼义陵迟、礼崩乐坏的混乱社会时局中恢复整个天下安定团结、有序亲和的人间正常秩序。正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并且认为，此乃当时中国社会的真问题之所在。而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当然也不例外。他们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一关键性问题，而且还牢牢抓住并紧紧围绕着这一永恒的主题，进一步指明了正确处理和根本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与思路；与此同时，他们思想理论中的前瞻性、穿透性与说服力都无一不有力地证明：他们乃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学问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其中，伦理学当然可以说是其有关思想理论的基本出发点，然则政治学又可以说是其所有思想理论的根本和最终落脚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学问总是关切和关联着政治，而不仅仅是为学术而学术，更为自己、为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存在和发展而学术。

本书明确认为，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那里，正确处理和根本解决这一真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就是中庸或者中道。在具体的语言表述上，它可以说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当然也可以说是处处守中、时时用中、固守本位、不失本心；同时更可以说是因地制宜、与时俱化、不走极端而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然而，在先秦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那里，它却常常被一言以蔽之曰：“道”——这个“道”，可以说是人伦之道、人间正道或者天地之道，也可以说是“人道”、“政道”或者“天道”。它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既是理念，又是方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形而上的，又是形而下的；既是历史的，又是哲学的；既是伦理的，更是政治的。而用我们今天言简意赅、至平且易的话说，它大概就是所谓尊重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吧？

本书同时认为，只要今天的人类自身还想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只要他们还想继续作为人类而不想异化成禽兽或者其它别的什么东西，只要他们头顶上的天仍是古已有之的那方天空，只要他们脚底下的地还是古已有之的那片土地，那么这个“道”，这个人伦之道、人间正道或者天地之道，这个“人道”、“政道”或者“天道”，这个“不道之道，各家所欲言而不能尽的道，国人对之油然而生景仰之心的道，万事万物之所不得不由、不得不依、不得不归的道”，这个堪称“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最基本的原动力”的“道”以及这个配享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道”，就永远也不会改变。这正有如董仲舒之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信哉斯言！

本书进而认为，中国思想史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