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已完全左右了他们写什么书或不写什么书”（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p.125,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Sanfrancisco, 1982）……这些话乍听起来，难免会有些刺耳，但却不失为一句句逆耳忠言。对此，大家可以有目共睹；当然，亦可以置若罔闻。试看今日社会上的为数不少的所谓“文人”、“学者”——他们到底又在忙些什么？——于是乎，这便也就难怪今天要有人会如此不无感慨地自我解嘲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以及要有人会如此武断地一言以蔽之说“一成为文人，便无足观”。试问：此其间，有哪一位所谓的“知识分子”尚能够真正做到如当年胡适先生所讲的“不降身，不辱志”呢？以及又有哪一位所谓的“知识分子”尚能够真正做到有如张载之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呢？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寥若晨星。

为此，也许我们还应进一步地延伸阅读一下当代美国著名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曾于1978年出版的那本“轰动西方知识界”的著名论著——《最后的知识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Age of Academe)》（拉塞尔•雅各比著、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并且应重新共同思考一下这本书的第一章里（第4-5页）的这样几段十分耐人寻味的话：

 

准确地说，在过去的50年里，知识分子的习性、行为方式和语汇都有所改变。年轻的知识分子再也不像以往的知识分子那样需要一个广大的公众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性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不像过去的知识分子面对公众，现在，他们置身于某些学科领域中——有很好的理由。他们的工作、晋级以及薪水都依赖于专家们的评估。这种依赖对他们谈论的课题和使用的语言毫无疑问要产生相当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是，为有教养读者写作的独立的知识分子渐渐消失了……

新的学院人士的人数虽然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些独立的知识分子，但是，由于他们没能拥有为公众熟悉的语言，所以局外人也很少知道他们。

学院派人士为专业刊物写作。同那些小杂志相比，专业刊物的读者相当有限。这不是一个发行的问题——事实上，那些专业期刊都有固定的读者群，其发行量要远远超过小规模的文学评论刊物——而是和一般公众的不同关系的问题。教授们共享一种专业术语和学科。他们聚集在年会上交流论文，于是形成了自己的世界。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或艺术史家的著名是相对于同行而言的，其他人并不知道他。知识分子既然成了学院派人士，就没有必要在公共读物上写文章了；他们不写，最终也就不能写了。

老一代知识分子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把知识传给了后代，不仅如此，他们还把梦想和希望留给了后代。这种文化的传送带正遭遇威胁。更为宽泛的文化传播有赖于人数正在减少的老年知识分子。这些老年知识分子又没有接班人。年轻的知识分子被大学生涯完全占据了。他们的专业生涯成功之时，也就是公共文化逐渐贫乏衰落之日。

 

帕斯卡尔曾经说过：“人的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反之，是否可以作如是说，一个人，若其没有思想，也就意味着他不可能再有自己“人之为人”的全部尊严呢？与此同时，笛卡尔则亦尝有言曰：“我思故我在”；反之，那么是否也可以作如是说，若我不思，则我在根本上也就不存在呢？依本书之见，这两个问题似乎都可以说是不是问题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更愿以此与天下之所有志同道合者们共勉。然而，其中的问题却是，此何意也？至此，太多太多的话，还用得着去细说么？其必曰：不知道，自己悟去。而所谓思想，总是属于个人性的东西，根本无法沟通和交流；否则，自然也就不可能会有什么“理解万岁”这句为人类所难以企及的理想话语了。而且在本书看来，与其说是“理解万岁”，倒不如说是“误解万岁”更加深入人心。说白了，人世间，到底谁又能真正地理解得了谁呢？理解自己的，或可叫做“知音”；但又有谁不知“知音能觅”个中的道理呢？这一切，亦正有如一首歌中所唱到的，“人生难得一知己，千古知音最难寻”。而其中的问题却依然是，谁是你的“知音”？谁又是你的“知己”？俗话说“没有不变的友谊，只有不变的利益”——也许利益才真正是人与人之间最要紧的东西吧？否则，又怎么会有诸如所谓“无利不起早”以及所谓“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样的俗语呢？其实，这样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错。

其实，在本书看来，除了“著书只为稻粱谋”或者研究者本人确实衣食无忧外，老实说，在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会去真正地关心古往今来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的。正所谓“救死而恐不瞻，奚暇治礼义哉”？我们想象不出，当一个人正在为自己的功名利禄而热心读书的时候，而结果又证明他真的又搞出了什么学问？同时，我们也同样想象不出，当一个人正在为自己的温饭问题而不得不在当下所谓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长期奔波的时候，而结果又证明他真的会做出了什么道德文章。正所谓“心静而本体现，水清则月影明”——倘若水不清或者心不静的话，则恐怕将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此方面，余光中先生曾经作如是说，“一切都是忙出来的，惟独文化是闲出来的”——此语可谓有感而发，切中肯綮。也许正是站在这一点上，列奥•施特劳斯也才会作如是说，有时候，业余爱好者们更胜过于那些所谓“专家”；而他的这句话，在本书看来，也正应了这样一句习语，那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其实，也正是那些所谓的业余爱好者们才更愿意不带功利、不计得失地把自己的宝贵时间毫不吝惜地花在思想上，正如鲁迅之所谓“我哪里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我只是把人家喝咖啡地时间用于读书而已”。然而，毋庸讳言的是，当下无疑乃是一个失去高度的时代，而且拒绝神话、躲避崇高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永恒的主题。而为这个时代缺失的，正是哲学式的质疑和批判性的反思。因此也便没有人愿意再去静下心来认真地思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以及“我到底要到哪里去”等这样一些看起来似乎很傻的问题。现代德国伟大的哲学家狄尔泰曾在其所著散文《梦》里这样说过，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就在于其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同时，笛卡尔则亦曾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家，（那么）它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地位的”。而以往的一些文学作品，则总是要对哲学家的沉思报以怀疑和讥笑，譬如当代捷克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不是就曾说过这样一句众所周知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么？但其中的问题却是，在本书看来，上帝之所以要发笑，只是因为，他笑人们不信他。正所谓“百鬼狰狞，上帝无言”——只有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