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毋庸讳言，以往人们对此的认识，在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的思维模式下，最终还是无可挽回地陷入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误区：在总体上，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传统文化竟然是否定的！难道历史上如此伟大的文化竟未能抓住人类生存与发展这一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以至于今天看来，其本身已不再表现出其他任何普遍意义而只能通过外部引进或者内部重建？难道代表了人类根本精神和终极价值的文化只能有一个而且只能在西方？难道中国传统文化只配在古代指导人们追求理想的生活？难道历史的延续性只表现在今天对昨天的鄙夷、嘲笑、悬置、否定、背叛或者唾弃？难道漫漫乎长达几千年的历史积淀还没有屈指可数短短仅有几十年的思想认识来得厚重而深邃？难道只有今天的人才算得上是绝顶聪明、是智者而前贤往圣则不是白痴就是傻瓜？难道仅凭一句“与时俱进”就可以数典忘祖、忘乎所以，就可以对传统文化大言不惭地表示不屑或者不齿？那么，我们又凭什么要断言凡是传统的必定是过时的？凭什么要断言中国传统文化必定不适宜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凭什么要断言先秦儒家中庸之道就是“和稀泥”、“墙头草”或“和事佬”，或者说，是不辨是非、没有原则的“折衷主义”？
今天看来，近代以来的反传统思潮已无疑于一场因由痛恨专制政治而迁怒于传统文化的话剧。在这场话剧中，当极端情绪化的人们把传统文化简单地等同于专制政治的帮凶并对其极尽狂轰滥炸之能事的时候，其实为他们所攻击的对象只不过是传统文化的异化形式而已。然而，他们却完全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反专制、反异化正是传统文化的一贯主题。也就是说，为他们所鞭挞的，在事实上，正是为传统文化的建设者们所不齿的，而为他们所渴望的，也正是为传统文化的建设者们所梦寐以求的。于是乎，正当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善恶美丑地把全部传统文化斩草除根、扫地出门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也只能是在剪断自己的脐带，阉割自己的历史，挖掉自己脚下的土地并试图扯着自己的头发上天而已。而所谓“中西文化之争”，今天看来，已不可简单地归结为新旧之争；准确地说，它是两种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却在同一时空中相遇和碰撞的结果。西方文化固然“新”，但它却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然之果”；中国文化固然“旧”，而它也不是西方近、现代文化的“生命之根”。就一种文化的器物层次和制度层次而言，新的固然比旧的要好；但就其价值层面和根本精神来说，旧的未必就不如新的。试问：西方近、现代文化，又何尝背离了古希腊的精神？正相反，古希腊文化的率先进入近代，又实乃人类之一大幸事。倘若因此而导致中国文化的灭绝，又岂非人类的悲哀？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一种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代表了人类某种根本精神的文化是不会灭绝的。希腊文化在沉寂了长达千余年之后，不是奇迹般地复兴了吗？难道我们也要先死后活，重蹈西方中世纪的覆辙，使中国传统文化中断然后再让后人去复兴吗？然而，那些鼓吹传统文化不适合现代生活的人们也许会认为，现代社会只有一个西方模式，现代文化也只有一种希腊精神，但事实将无可辩驳地证明他们是错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其伟大的核心精神而获得了开放的性格并使之不仅在过去能成功地融合异域文化，而且时至今日，它仍将会出色地笑迎新的挑战。因为它的本质与核心不是别的而是“道”。尽管“道”之难言常令古圣先贤们浩叹不已，但我们从中国思想史上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对它的反复解读和不断诠释之中，仍可以有效地捕捉到其基本特征并由此而把握住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因为传统文化总是遵循着“天人合一”的思想理路来理解人与自然的。而“天人合人”，则又正是传统文化的最高道德理想和境地；同时，它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的基本思维模式。然而，它却并不是人与宇宙间关系的一种简单的比附，也不是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某种神秘的契合，当然更不是人与自然间关系的平面化、直线式理解。尽管这一切都可能是传统文化在探索“天人合一”过程中所留下的一道道思维的痕迹，其本质内涵乃是一种追求或者说信仰，而且这种追求或信仰的指向和指归，就是人与兽、义与利、生与死、王与霸、夷与夏、现实与理想、事实与价值、自然与人文、必然与应然等等的完全、完整和完美的和谐与统一——其中，不缺什么便可谓之完全、它外无物亦可谓之完整，而没什么超越，则便可谓之为完美；也就是说，这种追求和信仰的合理性与神圣性，应当说，是不言而喻、毋庸置疑的——这是因为，它们是通过理性地思考人类终极命运而得出的必然甚至唯一的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