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皇帝口含天宪，命为制、令为诏的专制制度和层层隶属的社会结构，滋育出一代又一代的专制君主，什么天道制约、礼义说教、秉笔直书，面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统统成为一纸空文。真正站在社会时代的前沿，总结非君论又超越非君论，从权力结构上提出限制君权的思想，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
生活在非君思潮席卷全社会的思想家们，受到社会浪潮的激荡，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对非君思潮作出哲理性的概括。吕坤提出“立君为民”说，认为“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奈何以我病百姓! ”(24)傅山提出“非君合于礼”的看法，对非君的合理性作出新的解释说:“ 非其君而君之曰‘礼也’，非礼也；而有不君之，‘非礼也’，礼也。”(25)何心隐提出君者“群而均”的见解，把君与国家的职能理解为“均平”基础上的群众组织说:“ 君者，均也；君者，群也。臣民莫非君之群也，必君而后可以群而均也。”(26)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和唐甄的《潜书》。
这两个同时代而从未谋面的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对君权至上的弊端提出质疑和抨击。黄宗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提出君道的失落，致使君主与天下人为敌:“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捕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日)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而产业之花息也。然则，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首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27) 唐甄提出“势尊自蔽”的命题说: “人君之尊，如在天上，与帝同体。公卿大臣罕得进见；变色失容，不敢仰视；跪拜应对，不得比于严家之仆隶。于斯之时，虽有善鸣者，不得闻于九天；虽有善烛者，不得照于九渊。臣日益疏，智日益蔽；伊尹、傅说不能诲，龙逢、比干不能谏，而国亡矣。.... 岂人之能蔽其耳目哉? 势尊自蔽也。”(28)这就尖锐地指出，位置愈高，权力愈大，愈容易受到蔽目塞听，因此，权位至上有可能肇成祸国之源，这不在于他人所为，而是权力本身造成耳目闭塞的后果，这才有《抑尊》的篇章出世，明确提出抑制权力的主张，这样深刻地对权力集中之弊的思考，已接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现代思想。
对于怎样抑制君权，明清之际的思想家们提出过许多设想，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的方案，其要点有三方面:
一、用加强官僚机构职能的办法，分散君权的独揽。
他说: “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而分治之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又说:“ 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29)他强调的是，臣子任职是为天下不是为君主，治国理政需要君臣共同协力，像抬大木头一样此唱彼和，相互配合，用一种近乎平等的观念来看待君臣关系。他痛感君主世袭之弊在于皇帝不能进行优选，但非世袭的宰相是可以选择的，“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为了保障最高执政的贤明，主张恢复宰相制，由宰相与皇帝共同议政，宰相也不能独行其事，下面要设政事堂，参与议事的成员不设专职，任用新科进士，并经常更新，每日对国家大事进行评议，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使皇帝、宰相、议事堂之间发挥互动作用。在这里，官员作为君主的“分身”参与最高决策，最大限度地避免朝纲独揽的弊病。
二，用扩大地方权力的措施，减少中央集权之弊。
从秦代实行郡县制以来，就存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内部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明代是高度集权的王朝，一切利权收归朝廷，地方事无大小，一切都要听命于朝廷，明朝的灭亡促使人们思考，过度集权未必能使国运昌盛。黄宗羲从历代兴亡的考察中得出这一教训，提出复方镇的设想，说这有五大好处 :“统帅专一，独任其咎，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有一警急，尝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财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尝不如客兵，故尝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菜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尝以一方而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於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30)方镇是统领一方的军事长官，这“ 一方之财自供一方”， “一方之兵自供一方”的想法，是将中央的财权和军权分派于地方，用缩减中央权力、扩大地方权力的办法，巩固地方政权，以稳定王朝的统治。
三、提高士大夫的议政意识，实行舆论监督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平民议政的传统，《左传. 昭公六年》有“作封洫，立谤政”的记载，《管子》有“啧室之议”，刘向的《新序》说:“ 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韩愈撰写《子产不毁乡校颂》，颂扬子产在郑国执政时，反驳禁议者说: “其所善者，吾则行之；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31) 这都作为三代之遗风受到后人的推崇。黄宗羲把士大夫谘议国政，提升为是与非的价值判断，改变一贯崇奉的皇帝圣明的观念。提出: “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并以东汉的太学生的学潮为例说:“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32) 力求以公共舆论代替天子的独断，极大地提高学校的政治地位，调动士大夫的参政意识，对朝政施行监督，这是前朝列代所不能达到的高度。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提高平民参政意识的同时，还要求皇帝要以平民意识来对待自己的权位，“位在十人之上者，必处十人之下；位在百人之上者，必处百人之下；位在更下者必处天下之下。”(33)唐甄主张“贵为天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妇处之”。“入则农夫，出则天子，内则茅屋数橼，外则锦壤万里，南面而临天下，何损于天子之尊? ”(34)要求天子与平民过同样的生活，尽管这是理想主义的期望，但此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