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观念，the idea of nature，是一个近代的（现代的）词汇，它只有在近代才有它的意义。古希腊是没有这个词的：很难想象某个希腊著作家把这两个词象这样组合在一起[1]。苏格拉底以前只讲自然φυσις。观念，idea，来源于希腊文的ειδος（或ιδεα，汉译理念或相），本义是外观形状的意思。Ειδος又来源于动词ειδω，看。从柏拉图开始ειδος成为西方哲学的强势话语。可能是因为它刚刚被用作思想的专门词汇，ειδος作为“看”的原义尚在柏拉图的运思中起到某种制约作用，所以我们看到柏拉图讲到很多自然事物的ειδος，也讲到很多人为事物乃至某些品德属性的ειδος，但是没有讲到自然的ειδος. 自然有没有一个型相？自然的型相是什么？这些不是柏拉图的问题，也不可能成为柏拉图的问题，因为在柏拉图的时代，自然还没有被理解为自然界，后者是基督教世界的产物，而且尤其是在近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中被强化出来的表象。在柏拉图那里，自然实际上被用作相当于后世所谓“本质”（essence，来源于拉丁文的系动词esse，是，存在）的意思，也就是说多少相当于形式（ειδος）的地位。正如柯林伍德所引述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柏拉图有这样的用法：η τον αγθον φυσις（善的自然，或善的本性）[2]。

这表明柏拉图并不象通常被认为的那样把自然界和理念界并列起来：有自然界，有理念界，后者是前者的来源和根据；而且首先他是不是把自然理解为自然界、把理念理解为理念界，都还是应该考究的。

至于亚里士多德则更不是以一种“界化”的方式思考自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既没有纯粹的质料，也没有纯粹的形式，有的只是质料和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具体事物（当然，鉴于亚里士多德的复杂性，这只是大致说来如此）。亚里士多德经常说要象研究塌鼻子的塌的形式那样来研究物体的自然本性。Ειδος与卑俗事物的联系在柏拉图对话里还是一件令苏格拉底深感难堪的事情，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则自觉地被当作一个基本的原则。

但是，从柏拉图开始，西方思想史上确实发生了某种“非自然化”的转变，这一点甚至是可以感觉出来的。但是仅限于感觉到这一点以及指出它来是远远不够的，要紧的问题是要解说清楚：究竟是在一种什么意义上，我们说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

首先，凭什么把这个开端归之于柏拉图？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完全可以以一种黑格尔式的或类似的方式说：人只要思考，就不再是自然的生物。所以“非自然化的转变”如果有的话，何必非要等到柏拉图不可呢？苏格拉底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只是一味地从自然里面寻找自然的原因（αρχη，本原，原则，根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的水、火、气什么的，其实只不过是尚不自觉其为思想的思想：因为他们毕竟寻找原因。

寻找原因这样一种努力似乎毫无疑问不是自然的（φυσις）。然而为什么？可能的理由至少有两个：1，因为它是人为的（τεχνη）。无论作为一种什么样态的努力，思想也好，直觉也好，实践经验也好，只要它是属人的，它就不是自然的。2，因为它是思想，不管这思想是属于人的还是不属于人的，反正思想的就不是自然的。

这两个可能的理由并不能“归根到底归结为一个”：它们说的不是一回事。不管它们成立与否，前一个理由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后一个理由是从思想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考虑问题。我们说从柏拉图开始了一种非自然化的转变，并不是说人类或者说西方人只有从柏拉图开始才有了超出自然思维的纯粹的真正的思想。这只是柏拉图主义的、或者说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的观点。它是从一种特殊的对思想的理解和限定出发来考察哲学史而得出的判定。而我们在这里试图要做的事情正是要指出这种思想理解的特殊性和狭隘性：从柏拉图开始，一种特殊的思想形态开始形成了；这种思想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思想与自然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思想的主要问题。当然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观念界”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这样的极端形式。在柏拉图那里发生的非自然化转变，其主要特征既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人的转变，也不是从专注于自然到专注于观念的转变。柏拉图转变的主要方面在于从根本上打破了运思在二元因素中的自然思维方式，而引入了一个第三因素：作为客观思想的ειδος. 这个ειδος既不是属人的，也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从属于人的“主观思想”的。倒是这一切人的或自然的因素都从属于它；而且它并非外在于这一切而自成一个世界，而是内在于这一切当中充当这一切事物的自然、本性、本质。这样一个第三因素的特别之处并非它的内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的内在性，也并非它的外在的独立实存性，而在于它的绝对的超越性和绝对的中介性：在它面前，一切都成为“时间内的”事物。具备前两种特性的“灵魂”、“心灵”一类的观念早在柏拉图之前的希腊就有了，在别的诸多文化形态中也屡见不鲜。而始自柏拉图的这种绝对第三因素的引入却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件。

在柏拉图那里尚未明确地形成唯一的超越性理念。桌子有桌子的理念，勇敢有勇敢的理念。理念的超越性还没有达到唯一性的地步，它只是表现在：它既不是象桌子那样的一件东西，也不是象勇敢那样的一种属人的品性或状态，而桌子或勇敢却从它而来，受它规定；而且当某个桌子甚至所有桌子或者某个人甚至所有人的勇敢都消失不在的时候，它们的理念还在。由于我们已经深受基督教和现代科学技术世界图景的影响，柏拉图的理念论很容易被现代人解释为一种有关一个“理念世界”的景观报告。



柏拉图理念论与基督教的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区别，在于是否对自然还有严肃的兴趣，或者说是否还尊重自然。这话说得比较突兀，且让我稍作解释。“对自然有严肃的兴趣”说的不是研究自然界的兴趣。研究自然界的兴趣本身就是建立在对自然价值的贬低上，因此无论这种研究可以是多么规模宏大的和煞有介事的，它不是严肃的。严肃在这里不是说的“专业化、一丝不苟”的意思，而是说从根本上不把所研究的对象（而不是说这件事情本身）仅仅当成一种手段、资源、条件、参数而已。严肃的自然研究不但严肃对待自己的研究事业，而且严肃对待它的研究事业要“用”到的对象。如此，则研究对象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对象：与研究者有着对等地位和价值的存在者。研究者的价值远不止于那个面对着某个研究对象的个人；同样，研究对象的价值也应该远不止于维系在它的被人研究或其他形式的使用上。一个自然对象并不仅仅是一个以研究者为中心旋转的附属物而已。它的一时的被用作这个或那个研究或使用，其用途和价值当然是有限的（因为它的价值实际上只是按照它的用途被衡量）；但是除了那些只是出于人的一时需要和偶然兴趣所涉及的方面以外，它的存在是无限的，因为它是自然的。从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一个具体对象都是无限的；而从不尊重自然的观点看来，整个自然界都是有限的。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尊重表现在他们不认为自然事物是完全清楚明确的有限的东西。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里，柏拉图的那个神并不是象犹太人的或“普世基督教”的耶和华那样的一个可以从完全的虚无中创造出天地自然万物的绝对的造物主，而是一个给无限的（无规定性的）材料赋予明确的有限形式的匠人。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实为“论自然”）里，可把握的从来都是结合着特殊的形式和质料的自然物，而不是那赤裸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