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一升半，去其滓，饮以一小杯。”

　

为何要用千里以外的流水？煎煮的燃料与药效有何关系？如果沿着“科学”的轨迹去思索，那将永无答案。即便是对于其中的药物棗秫米与半夏，至多也只能给出一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回答：因为它们是药，因为古人认为这两种东西能治失眠。然而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对于失眠的病理解释是“阴阳之气不通”；如果我们能对古代的思维方式有所了解，那么就不难对这一切都做出某种合理的解释：千里以外的流水，具有“流动”的性质；苇是管状空心之物，具有“通”的性质；秫米（粘米）与半夏能熬出粘的汤汁，具有“滑”的性质，这些性质的集合构成了“半夏汤”的效能棗纠正体内“阴阳之气不通”的病态。因而作者断言：“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

前引孙思邈有关药物不同剂型适用范围的解说，也是同理。汤者，荡也；散（sǎn）者，散（sàn）也；丸者，缓也。总之，古人并不仅仅是从一种药物所含的“有效成份”去思考其作用；或者可以反过来讲，一切相关因素都是“有效成份”。因而他们决不会像今人，为了销售、保存、服用之便，而将治疗外感风寒等急性病的药物也制成丸药。由于原始文献的记载极为简略，故要逐一推敲每种药物功效建立过程中的思维过程与原理是不可能的，但诸如此类的线索确实可以使我们了解到，除实践经验外，类比方式可谓古代建立药效之说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种类比（或称比类）与联想的思维方法，被古代医家称之为“意”。



　

北宋的苏轼就药与意的问题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欧阳文忠公尝言：有患疾者，医问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取多年柁牙为柁工手汗所渍处，刮末，杂丹砂、茯神之流，饮之而愈。今《本草注·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疾故竹煽为末服之。文公因言：医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

　

又如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中有关药理的解说，亦可谓旨趣相同：

“王原叔内翰云：医药治病，或以意类取。至如百合治病，似取其名；呕血用胭脂红花，似取其色；淋沥滞结，则以灯心、木通，似取其类。意类相假，变化感通，不可不知其旨也。”

　

这种“以意用药”或以意解药的表现，也可说是“感应论”在医学中的具体运用。有研究者指出：“感应原理是中国人思考方法中的基本原理之一，尤其是天人相感论构成了他们思想框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献中的典型记述，如秦汉时期的《吕氏春秋·有始览》云：“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春秋繁露·同类相动》言：“气同则合，声比则应……类之相应而起也。”至北宋赞宁（919～1001），总结前人发现的种种“感应”现象，撰写了《物类相感志》。从“磁石引针”、“琥珀拾芥”开始，列举了77种“物类相感如斯”的现象。接着又按身体、衣服、饮食、器用、药品、疾病、文房、果子、蔬菜、花竹、禽鱼、杂著等十二门，分别记述了物类相感的种种特殊现象共计448例。在现象罗列方面，可谓登峰造极。到了理学家手中，这些现象被形而上为一个基本原理：“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

要之，“感应”的思想方法具有既可产生巫术，也可产生科学的两面性。例如认为“兔唇”是“由妇人妊娠见兔，及食兔肉使然”，显然是基于“相似律”或“接触律”而来的巫术“禁忌”，但被认为富含许多科学内容的古代“胎教”，实际乃是建立在同样的思维基础之上。明代的李时珍，是驰名中外、妇孺皆知的“著名古代科学家”，但在他的《本草纲目》中同样可以见到此类显然不是源于实践的“用药知识”。例如，“铳楔”用于“难产”（击发的功用，引起分娩的效果）；梳子能治“乳汁不行”（梳子具有“通”的作用）。前者肯定于事无补；后者“通”的作用虽不可能转移到乳房，但“梳乳周回百余遍”的过程，却能起到按摩（物理治疗）的作用。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不管这些技艺是荒谬无稽，还是确有实效，其发明原理却是一样的；二是这种简单、原始、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法，并不仅仅广泛应用于人类文明发展早期。从以上所举之例不难看出，唐宋时期药物学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赖于这种思维方式被进一步广泛运用。

四、脉诊与“意”

“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说得对，吃我的药；说得不对，分文不取！”

此乃舞台上医家亮相时常用的开场白，也可说是“神医”展示技艺、获取患者信任的看家本领。如何才能作到“病家不必开口，便知病源何在”，最主要的手段不外望色观形、闻声诊脉。即略去“望闻问切”四诊之中的“问”，仅靠其他三法获取信息、做出诊断。然如此这般仍不足说明医家的技艺超群，必令其无由望色、观形、闻声，单靠诊脉做出诊断才算高明。于是便有汉和帝命郭玉隔幛诊手之故事，甚或悬絲诊脉之笑谈，以示脉诊之神奇。脉诊是否果真如此神奇，不是此处所要讨论的问题，唯由前引许胤宗、刘开等人言论可知，“医者意也”之感慨，与“脉候幽微，苦其难别，意之所解，口莫能宣”；“持脉之道，非言可传，非图可状”的亲身体验有着密切关系。在此，又要提出与前一节中相类似的比较问题，即：其他医学体系中也有脉搏诊察，但却没有任何神秘性，何以中医的脉诊如此难于把握？欲要回答此问题，首先需要知道：中医的脉诊方法，古今有所不同；早期的诊脉之法或许并不很难掌握；沿用至今的、需要心领神会的脉诊技艺，乃是在医家对“古脉法”不断加以改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所谓古脉法，是指已弃而不用的早期诊脉方法。例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难经》在谈到各家脉法时说：“脉有三部九候，有阴阳，有轻重，有六十首，一脉变为四时，离圣久远，各自是其法，何以别之？”足见在《难经》成书时，这些脉法已然成为过去的历史了。详细介绍种种古代诊脉方法的具体内容，将远离本文主题，有兴趣者请参阅拙著《岐黄医道》。从总体上讲，古代的诊脉方法都是以“经脉”与“气”的理论为基础，但具体运用却有所不同。例如，由于“十二经脉”之中皆有动脉，故通过这些动脉分别诊候所属经脉的病况，乃是最直截了当的方法，故而有可称“分经候脉”的诊脉方法；有以为人之“头、手、足”与“天、地、人”相应的观念，故有在头、手、足之“三部”、各取三处动脉进行诊察的“三部九候”法；又因认为人身之气与天地四时阴阳之气的运动变化相关，故有“四时脉法”等等。在这些诊脉方法中，有一种通过比较“人迎”（颈动脉）与“寸口”（手腕部的桡侧动脉）之大小，来判断疾病归属于某一经脉的方法，或许与今日所见诊脉方法有最密切的关系。此法集中表现在构成今本《黄帝内经》的《灵枢》之中，而在《素问》中只有两篇略略言及此种脉法。

简单地讲，“人迎、寸口诊脉法”就是以“寸口”作为人体内部（阴）的诊候之处，以“人迎”作为人体外部（阳）的诊候之处；依据阴阳学说的基本原理，阴阳平衡即是健康无病，故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两者相应，俱往俱来，若引绳大小齐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当某一方的脉搏大于另一方时，即说明阴阳失去了平衡；或者应该反过来讲：当阴阳失去平衡的时候，脉搏就会出现一大一小的现象。不难看出，这是阴阳学说在医学领域的一种具体运用。然而，仅仅是笼统地辨别阴病、阳病还不够，医家还需要知道病在何经脉、何脏腑，故在这种脉法中还规定：

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阳（胆）；一倍而躁，在手少阳（三焦）。

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阳（膀胱）； 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阳（小肠）。

人迎三倍，病在足阳明（胃）；三倍而躁，病在手阳明（大肠）。

寸口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