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事物最后的“隐得来希”——“神学本位论”相矛盾，为以后欧洲哲学尖锐的矛盾和斗争留下了深沉的隐患。在18世纪的法国就爆发了对形而上学的猛烈攻击。正如马克思和思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法国唯物主义，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反对一切形而上学，特别是反对笛卡尔、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的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人们用哲学来对抗形而上学，这正像费尔巴哈在他向黑格尔作第一次坚决进攻时以清醒的哲学来对抗醉熏熏的思辨一样。”[6](159页)“使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一切形而上学在理论上威信扫地的人是比埃尔·培尔。他的武器是用形而上学本身的符咒锻铸成的怀疑论。他本人起初是一个笛卡派的形而上学者。反对思辨神学的斗争之所以把费尔巴哈推向反对思辨哲学的斗争，正是因为他看出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从而不得不迫使神学家从虚幻的科学返回到粗野的、可恶的信仰；同样，对宗教的怀疑引起了培尔对作为这种信仰的支柱的形而上学的怀疑。因此，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63(162页)这个过程是从亚里士多德甚至更为遥远的时代开始的。《形而上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与神学有内在的、必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支撑亚里土多德本体论哲学的两大理论支柱是现实与潜能、形式与质料。亚里士多德是这样思辨的：现实先于潜能，形式先于质料；潜能不断现实化，质料不断形式化；最终必然导致一个没有任何潜能的纯现实，没有任何质料的纯形式，这就是那个永恒的第一推动者、一切本体的最终本体——神。



随着古代哲学的终结，人类进入了中世纪。在中世纪，神学成为统治一切的意识形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这除了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使然外，也是作为《形而上学》哲学发展的内在必然。在中世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体系中活的因素死沉了，其死的因素盖压一切，这就是比埃尔·培尔所指出的“形而上学的思辨是神学的最后支柱”。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第一哲学”和“形而上学”作了这样的解说，他说：“思辨科学的对象，本来就是对于物质和运动的抽象，或对此二者的理解活动。因此，思辨科学按照远离物质和运动的程度划分为不同的科学。思辨对象中间，有一些在存在上是依靠物质的，因为它们只能存在于物质中。这些对象的特点就在于它们在存在和概念上依靠物质，例如那些在定义中设定感性物质的对象就是如此，它们离开了感性物质就是不能设想的，例如在人的定义中就必须放进肉和骨头。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物理学，又名自然学。另外一些则不然，它们虽然在存在上依靠物质，在概念上却并不依靠物质，因为在它们的定义中感性物质并没有地位，例如线和数。研究这些对象的是数学。还有一些思辨对象在存在上并不依靠物质，它们能够离开物质而存在，因为它们有些是永远不在物质中，如上帝和天使；有些则有时在物质中，有时不在物质中，如实体、性质、潜能和活动、一和多之类。研究这些对象的是神学。其所以称为神学，是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上帝。它也称为形而上学，意思是超过了物理学，因为我们在物理学之后遇到这个研究对象，我们是必须从．感性事物前进到非感性事·物的。它又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从它取得自己的原则，都跟从它。”[7](266页)托马斯·阿奎那在这里如此深入地解剖亚里土多德的思辨哲学体系显然有其重要的原因和合理性。因为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在其哲学体系中提出和论证“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而且他的全部思辨如果剥离了那些“实体”的感性色彩，其终极目标无疑是在论证“第一推动力”即“上帝”的存在。这种哲学传到中世纪完全蜕变为“思辨神学”的附庸。这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理论的必然，以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论述到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曾经这样说过，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在中世纪，“思辨的形而上学”始终是也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和奴婢，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曾发生过、存在着唯名论和实在论的论争，但那也是在打着别人的旗帜，偷运自己的货色。跪着造反怎能使理性之光成为中天的太阳?其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没有一个哲学家提出和论证过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曾经指出过在亚里士多德思辨的《形而上学》体系中埋伏着建构性和解构性的矛盾。在漫长的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时期，这一“解构性”的方面上升为主要方面，“思辨的形而上学”在中世纪实际上是一具为封建神学压死的僵尸，只是在它为神的存在作辩护时才在这具僵尸上闪出点点的回光返照。其实不仅在中世纪，而且早在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晚期，各种怀疑主义学派、折衷主义学派、神秘主义学派的广泛流行就是这种“思辨形而上学”解构性的预演，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也就。是“形而上学”在事后反省事实前提的不完备性和虚假性本质产生的恶劣后果和对它的猛烈抨击。



但是，人类作为自然界唯一能够进行反思和思维的动物又不能没有一种能够进行最高概括性、最高抽象性的思维活动的科学。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14世纪以后，人类社会各地区先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封建神学的统治开始动摇其绝对的权威。随着欧洲文艺复兴的兴起，经院哲学的衰败和崩溃，“思辨的形而上学”建构性的特征又开始复苏。首先是法国哲学家笛卡尔为促进生产力和科学认识的发展，建构了一种包罗万象的“实践哲学”体系。这种“实践哲学”由三个部分组成：1．形而上学、2．物理学、3．其它各种具体科学。笛卡尔自己则把他建立的新的哲学体系比喻为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树枝是其它各门科学。为了满足人类精神的最高需要，笛卡尔特别强调“形而上学”在他新建的哲学体系中的基础和骨干作用，因为笛卡尔已经意识到只有把形而上学建构起来，才能为具体科学的发展构筑坚实的基础和指引发展的方向。

但遗憾的是，笛卡尔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并没有提出和论证“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虽然笛卡尔在他的哲学体系中主张诉诸理性的权威，要求把一切迷误“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但笛卡尔对理性的能力和它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其“形而上学部分”仍然笼罩着神学的光环。作为二元论哲学的始作俑者，“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在笛卡尔那里形同虚设，最后的决定者仍然是“上帝”。人们如果仔细研读笛卡尔的著作，不仅可以发现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完全是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安瑟伦证明的抄袭，而“形而上学”作为“树根”、“物理学”作为树干，又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在物理学之后”的翻版。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解构性质”不仅全部保存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之中，而且更加被增设了重重迷津。

迷津之一：“我思故我在”。虽然这个命题曾被很多哲学家称赞，例如谢林说它是哲学上“一个奇迹的发生”，萨特在宣传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时，也宣称存在主义哲学必须从笛卡尔“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