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故我在”出发(参阅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我思故我在”也遭到许多哲学家的反对，因为“我思”中的“我”实际上只是一个没有存在基础的“自我意识”。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法国以笛卡尔为代表的17世纪的形而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遇上了唯物主义这一对抗者。唯物主义通过伽桑狄(他恢复了伊壁鸣鲁的唯物主义)来反对笛卡儿。”[6](161页)伊壁坞鲁哲学体系中的“自我”是一个物质实体，因此他主张的“幸福观”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这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主张的“思辨”的幸福相距十分遥远，以致多年以后伊壁鸿鲁的后继者费尔巴哈提出了“我欲故我在”来与笛卡尔思辨哲学的遗风抗衡。当年的伽桑狄反对“自我”是纯粹精神实体，认为心灵、灵魂也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非常精细、非常稀疏”的物质而已。

迷津之二：怀疑一切。笛卡尔为了建立他的“形而上学”体系，向人们反复鼓吹“怀疑一切”。他在《哲学原理》第一章《论人类知识原理》中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事物都来怀疑一次”[8](1页)。“还要怀疑我们一向认为最确定的其它事物”[8](2页)。笛卡尔“、怀疑一切”的思想虽然对宗教神学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作用，但其本身无疑是错误的。，正如伽桑狄在诘难笛卡尔时所说：“对事情直截了当、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地加以说明，而不是象人们将会反对你的那样，借助于装腔作势，捏造那些幻觉，追求那些拐弯抹角、稀奇古怪的东西，岂不更适合于一个哲学家的坦率精神，更适合于追求真理的热诚态度吗?”[9](5页)他针对笛卡尔的“怀疑一切”争辩道：“你因此就真能够使你自己相信……你眼前所有的和所发生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骗人的吗?”[9](4页)伽桑狄是正确的，因为笛卡尔的“怀疑一切”并没有消除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思辨哲学体系中的“解构”本质，反而加深和加强了这一本质，促使近代和现代、欧洲哲学掀起了拒斥《形而上学》的狂风巨浪。



与大陆唯理论相反，在英国出现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关于这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在他的眼中，自然科学是真正的科学，而以感性经验为基础的物理学则是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部分。”[6](163页)“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物质带着诗意的感性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L6](163页)可以这样说，在近代哲学中只有培根的唯物主义才是和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相对立的哲学。培根本人最痛恨纯粹的思辨，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曾下定决心要推翻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绝对权威和统治，他的《新工具》就是与亚氏抽象的形式逻辑相抗衡的归纳逻辑。可是历史常常和人开玩笑，就在培根的唯物主义哲学中，也常常可以见到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影子，这就是培根的“形式”说。培根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巢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说出了上面那段话后又紧接着指出：“但是，用格言形式表述出来的学说本身却反而还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6](163页)而在美国的学者约翰·洛西所著的《科学哲学历史导论》中则；针见血地指出：“培根把宇宙看作具有性质和动力并处于相互关系中的实体的集合。他不把宇宙看作是以合乎规律的模式出现的事件流。在这方面，培根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10](70页)

亚里士多德“思辨的形而上学”不仅深远地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西方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如果说近代哲学唯物主义的始祖都不能逃脱亚里士多德主义形而上学的牢笼，那么培根之后的唯物主义更是在亚氏形而上学轨道上作偏离式的运演，以致在欧洲哲学史上产生了种种光怪陆离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的变态。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感性失去了它的鲜明的色彩而变成了几何学家的抽象的感性。物理运动成为机械运动或数学运动的牺牲品；几何学被宣布为主要的科学。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它变成理智的东西，同时以无情的彻底性来发展理智的一切结论。”[6](163页)这就是说唯物主义在本质上也皈依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因为“霍布斯根据培根的观点论断说，如果我们的感觉是我们的一切知识的泉源，那末观念、思想、意念等等，就不外乎是多少摆脱了感性形式的实体世界的幻影。……无形的实体也像无形的物体一样，是一个矛盾。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实在的观念。”[6](163?64页)如果我们真实地、穷根究底地追问曾经烟硝弥漫在欧洲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经验论”和“唯理论”，本质上它们都是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框架中进行的。如果说莱布尼兹的“天赋观念”说把人类的“理智”、“理性”形而上学化，在反驳洛克“白板论”时，他说他和柏拉图完全一致、认为心灵原来就包含着一些概念和学说的原则，外界的对象只是靠机缘把这些唤醒了，那么贝克莱则把人的主观感觉形而上学化了，同样在不同的方向上强化了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的解构特性。到了休漠，事情就走得更远，他以理性思维的轴心观念——因果观为突破口，否证因果观念源于理性演绎，证明因果性只是人们的习惯性联想，从而取消了理性观念的客观性；又以他的“怀疑论”取消了经验内容的实在性。正如黑格尔所说：“休漠接受了洛克的经验原则，而把它进一步贯彻到底。休漠抛弃了各种思想规定的客观性，抛弃了它们的自在自为的存在。”[11](209页)实际上，休谟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最先展示了“形而上学”全部内容的虚幻性，发出了取消一切“形而上学”的呐喊。正如康德所说：“人类理智多少世纪以来已经用各种方式思考过了数不尽的东西，而任何一种新东西都几乎没有不和旧东西相似的。”[12](3页)但是，从古希腊开始到休谟为止，人们重来都未曾提出过和论证过：作为科学出现和存在的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



康德继承了休漠，在《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他说：“我坦率地承认，就是休谟的提示在多年以前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的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来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12](3页)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我的目的是要说服所有那些认为形而上学有研究价值的人，·让他们相信把他们的工作暂停下来非常必要，把至今所做的一切东西都看做是没曾做过，并且首先提出‘象形而上学这种东西究竟是不是可能’这一问题。”[12](9页)应当说康德这一问题的提出在“形而上学”发展史上犹如晴空霹雷，因为哲学家们在埋头苦思如何建构形而上学体系时，或者像经验论、唯理论那样争论不休时，哲学家们是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的，似乎“形而上学”的存在像欧几里德几何学体系中那些公理一样是理所当然的、不证自明的。但是休谟却像罗巴切夫斯基对于欧几里德几何学一样异军突起，康德说：“自从洛克《人类理智论》和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出版以来，甚至尽可能追溯到自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12](5?页)因为休漠认为理性认识的只是经验提供的材料，它不可能追踪到事物的最终原因和最终本体那里，因为休漠强调了“形而上学”之“meta”，“在……之后”，从对事物反省的材料来源的经验性和不完备性(因为经验事物只是个别的)得出了形而上学的彻底解构，他认为：“没有，也不可能有形而上学这样的东西。”[12](7页)

康德与休漠不同。康德认为休谟的结论“下得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