卒、不正确”[12](7页)，虽然休谟给了康德很多启发。为了正确回答休谟所提出的问题，康德认为，应当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关于这门科学，以前任何人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就连它的概念都是前所未闻的，而至今除了休谟的怀疑所能给的启发以外，没有什么现成的东西能够对它有用；即使休谟也没有料到可能有这样的一种正规的科学，而为了安全起见，他是把他的船弄到岸上(弄到怀疑论上)来，让它躺在那里腐朽下去的。至于我，却不采取这样做法；我是给它一个驾驶员，这个驾驶员根据从地球的知识里得来的航海术的可靠原理，并且备有一张详细的航海图和一个罗盘针，就可以安全地驾驶这只船随心所欲地到什么地方去”[12](12页)。康德所建立的这门科学就是在1781年发表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后来的《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所组成的一座宏伟的先验论哲学体系。康德在这个体系中广泛而深入地论述了“形而上学”知识的特点，认为要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如何可能的问题，首先就要把“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改变为“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而深入探讨先天综合命题是否可能又是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科学存在是否可能的前提和关键。在《导论》中，康德以十分尖锐的形式把这个问题置于一切“形而上学”和哲学的前面，他说：“形而上学站得住或站不住，从而它是否能够存在，就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尽管有人把他们的形而上学主张说得天花乱坠，尽管他们用一批批的结论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只要他们不能首先对这个问题给以满意的回答，我就有权说：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毫无根据的哲学，都是虚假的智慧。”[12](33页)因此，康德继亚里士多德之后认为必须把meta(“在……之后)理解为“元”，使形而上学(Metaphysis)成为“元”科学就必须还原到它的根据、基础之上，即探讨和论证“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应当公正地说，康德这．种提问的方式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是一种空前的独创。为了回答“先天综合命题”是怎样可能的，从而使“形而上学”成为元科学，康德经过长期的劳作在欧洲哲学史上建立了一座巍峨的批判哲学大厦，其核心是《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他的《先验原理》和《先验方法》，其中《先验原理》又由《先验感性论》、《先验分析论》和《先验辩证论》构成。在《先验感性论》中，康德论证了“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在《先验分析论》中康德论证了“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但这都不是康德的目的，康德的目的是要在论证前二者的基础上，研究和论证“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是如何可能的”。康德认为，“形而上学除了对待那些永远应用在经验之内的自然界概念以外，还要对待纯粹理性概念”[12](103页)。形而上学论断的真伪不能通过经验来证实或证伪，因此形而上学作为科学要成为可能，理智就必然要超出经验范围使用概念，构建一座规模更大的哲学副厦。这座副厦就是要研究纯粹理性怎样可能的问题，以满足形而上学的超验性要求。而纯粹理性如何可能的问题，本质上就是理性与知性的区别问题。知性(纯粹理智)的概念是“范畴”，它不是全部经验的绝对统一体；而纯粹理性的概念则是“全部可能经验的绝对统一整体”。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之所以不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统统都混淆了理念和范畴的性质，以及对范畴进行超验的使用。康德认为，“把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同范畴(即纯粹理智概念)区别开来做为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这对于建立一种应该包括所有这些先天知识的体系的科学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没有这种区别，形而上学就完全不可能”[12](105页)。康德在深入地研究了“纯粹理性概念”的本性和它的功能、使用范围及界限之后，在阐明了他的“先天综合判断”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总问题的解决”，“形而上学，作为理性的一种自然趋向来说，是实在的”[12](160页)。“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12](163页)。但是以往的任何形而上学都还从未作为科学而存在过。“这样，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实的方案，以至一切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12](161页)。



应当说康德的工作是认真的、艰苦的，他的“批判哲学”的创立，在欧洲哲学史上结束了经验论和唯理论漫长的纷争，标志着这一类哲学形态的终结和一个新的哲学形态即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始。康德所提出的“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问题及其解证的途径，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反击了休谟取消形而上学的哲学悲观论，喊出了“人为自然立法”的口号，恢复了理性的权威。

但是，康德哲学又是一个矛盾体。他的“批判哲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为“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的存在作了辩护，实质上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康德认为人的认识是由感性进到知性，再由知性进到理性的过程，感性和知性只能解决现象问题，至于在现象之后的本体则是理性认识的对象，因为理性的本性就是要超越现象去探索更深的条件和根据，把握世界的绝对总体。但是理性自身是否具有这种能力呢?康德认为理性本身没有赖以把握世界绝对总体的思维工具，只能借助知性的范畴去追求理念，认识‘物自体’。但 是，康德认为人一旦理性这样操作时，必然陷入‘先验幻想’，产生二律背反。理性最终无法确证什么，无法认识世界的本体”[13]。这样我们十分清楚地看到康德在提出科学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时，与亚里士多德思辨形而上学体系一样仍然具有建构和解构的二重性。康德所向往和建构的科学形而上学实质上是一种纯粹的“理性概念体系”，这种体系绝对限制把感性直观用于“自在之物”之上。只允许将知性范畴用于思维“自在之物”，通过这种思维驾驭经验知识以达到最大最高的系统统一。但是“物自体”不可知又是康德为理性设置的一道不可超越的屏障，在这道屏障前康德举起了理性批判的鞭子，指责它的不能和背叛：“理性在我们的求知欲最看重的一件事上不仅遗弃了我们，而且以假象迷惑了我们，终于欺骗了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信任它!”[14](242页)康德终于解构了一切形而上学，否证了作为科学出现的一切未来的形而上学，为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留下了深沉的隐患。

康德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天才地提出了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问题，但他的论证却是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也严重地影响到西方哲学在现代的发展。但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巨匠黑格尔却以他最广博的知识和最严密的论证完成了康德的遗愿。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欧洲哲学发展史上，是黑格尔首次全面回答和论证了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思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就曾经指出过：“黑格尔天才地把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后来的一切形而上学及德国唯心主义结合起来并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包罗万象的王国。”[6](164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也指出：“一般地讲，哲学是由黑格尔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的哲学体系乃是集以往的哲学，全部发展之大成；另方面，因为他本人——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体系迷宫而达到真切认识世界的途径。”[13](216页)(．译文有些变动，参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1952年版)。马克思思格斯在上面所说的“哲学是由黑格尔完成了”与黑格尔建立了“一个形而上学包罗万象的王国”，其表述形式不同，但我们认为其本质是一致的，那就是黑格尔在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