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的关系毕竟不是认识创造出来的，“无论我们怎样讨论存在者，存在者总已经是在存在已先被领会的基础上才得到领会的。”这“存在”“如此隐去”却又“显现于我们”，代表着人与世界之间的一种更为根本、更为源初的关系。它作为前提性条件允诺了对象性的认识，它的敞开为认识论关系提供了可能性根基。显然，这种更为根本、更为源初的关系不可能是什么知识论意义上的主客关系，而只能是超主客关系的生存论关系。由此，海德格尔提出了由此在与世界所构成的“在之中”这一人与存在一体的思路。这个此在与世界所构成的“在之中”，是“存在的敞开状态”，是主客关系的超越。因此不同于传统的二元对立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在之中”（那是彼此外在、相互对立的两个实体，存在着空间关系），而且前者先于后者。前者是超出于必然性的领域，后者是必然性的领域（在必然性领域并非不能达到主客统一，但那只是外在性的，只是对必然性的认识）；前者涉及的是超必然性的自由情感，后者涉及的是必然性的客观知识（这使我们意识到，康德之所以提出限制知识，就是在强调真正的自由是在知识之外的，只有超出知识，才能面对自由）。还借助海德格尔的术语，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之为：“此在和世界”关系（即超主客关系），把后者称之为：“主－客”关系。审美活动是超出知识论的，也是超出于必然性领域的，因此，必须从“此在和世界”关系（即超主客关系）出发才能够把握。这，正是海德格尔给予我们的最为珍贵的启迪！ 
    中国美学传统的探索同样值得注意。 
    众所周知，中国美学传统从来就没有把人类生命活动缩小为认识活动，因此就更没有把审美活动等同于认识活动。西方美学传统中令人永恒困惑的“主观的普遍必然性如何可能”在中国美学传统中根本就不会提出。快感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美感却具有普遍必然性，美感与认识都具有普遍必然性，但是这普遍必然性又各有不同，诸如此类的困惑在中国美学传统中也根本就不会提出。中国美学传统从来就没有从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和把握任何的美学问题，而是从超主客关系出发去提出和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在中国美学传统看来，“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万物皆备于我”（孟子），人与世界“原只一体”“一气流通”（王阳明），因此不可能立足于所谓的本质，而只能立足于“空”。当然，这里的“空”并非什么都没有，而是万事万物互相为缘，是“无故而然”（庄子），是无根之根，无底之底。而审美活动正是“空”的显现。所以庄子称之为“游乎方外”、“听之以气”，中国的美学家们则称之为“目击道存”、“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显然，审美活动与世界保持着最直接、最原始的关系，而且在重新把世界当做最为根本的情感物来体验，叶嘉莹先生在她的一系列论著中一再强调中国美学传统对于“兴”的重视，并且一再强调这是中国美学传统的特殊贡献。她将西方美学传统的“比”的方式与中国美学传统的“兴”的方式加以比较，指出西方的明喻、隐喻、转喻、象征、拟人、举隅、寓托，全都是有心为之的，但是中国的“兴”却是出之于“生命的感发”。而王夫之所指出的“现量”也可以看作是对于这种出之于“生命的感发”的“兴”的理论说明：“‘现量’，‘现’者有‘现在’义，有‘现成’义，有‘显现真实’义。‘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比较；‘显现现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比量’，‘比’者以种种事比度种种理：以相似比同，如以牛比兔，同是兽类；或以不相似比异，如以牛有角比兔无角，遂得确信。此量于理无谬，而本等实相原不待比，此纯以意计分别而生。‘非量’情有理无之妄想，执为我所，坚自印持，遂觉有此一量，若可凭可证。”（王夫之：《相宗络索·三量》）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显然正是从超主客关系出发才可能作出的对于审美活动的内在奥秘的阐释。也因此，中国美学传统把认识活动与审美活动严格区别开来，王夫之指出：“识之心而推诸物者焉，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焉。知斯二者，可与言情矣。”（王夫之：《诗广传》卷２）“识之心而推诸物者”是指的认识活动，“有不谋之物相值而生其心者”则是指的审美活动。它与主观或者本质、普遍必然性都无关系，而是“以若有若无为美”，“诗者，幽明之际者也。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搏而不可得之象，霏微婉蜒，漠而灵，虚而实。……故诗者，象其心而已矣。”（王夫之：《诗广传》卷５）从主客关系出发的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也相应地被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情与景取代：“情景妙合，风格自上”，（王世贞：《艺苑卮言》卷５）“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画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倾灭没，非其性情，极雕绘而不能相亲也。”（黄宗羲：《景州诗集序》）“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王夫之：《诗译》）“情景相入，崖际不分”，（王夫之：《古诗评选》卷５）“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王夫之：《古诗评选》卷５）不过，这一切我都已经在我的五部中国美学专著《美的冲突》、《众妙之门》、《中国美学精神》、《生命的诗境》、《中西比较美学论稿》中反复加以详细讨论，此处不赘。 
    综上所述，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这座“美丽的金字塔”既不与中国美学传统针锋相对，更与西方现当代美学的探索格格不入，充其量也就只是一座违章建筑，更何况还偏偏是建立在沙滩之上，因而从一开始就是建立于风雨飘摇之中的，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了。 

  三 
    在世纪之交，我们的美学必须要有一个全新的取向。 
    我们已经知道，美学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主客关系之中，而是在主客关系之外。这样，我们的美学也就没有必要再固执地坚持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提出和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而必须转而从主客关系的角度出发去提出和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这，就是我们的美学所应有的当代取向，也就是生命美学的取向。！ 
    这意味着：在侧重对于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外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的主客关系之中，根本就没有真正的美学问题。真正的美学问题，在侧重对于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对于世界的超出必然性的领域的把握的超主客关系之中。在超主客关系之中，没有什么本质，也没有什么与本质相对的现象。有的只是世界的在场与不在场。于是，世界无处（本质、普遍、必然）可以立足，成为无底的，德里达称之为“无底的深渊”，中国的庄子称为“无故而然”，中国的禅宗则称之为“桶底脱”。这意味着：世界只有空无而没有根底。只有注意到了世界的只有空无而没有根底，世界的一切才能够焕然一新（海德格尔已经意识到：追问“无”，是哲学意识觉醒的开端）。这因为正是由于对象背后的本质荡然无存，才使得人们意外地发现过去的那种自以为有根可追、有底可问并且不断地追根问底的作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才使得人们转而开始关注到事物间的相通，关注到事物背后的没出场的事物，关注到“未在场者”、“补充的东西”、“附加的东西”（它们远比“在场的东西”、“原本的东西”更为重要）。作为一张奥秒无穷的联系之网、关系之网，世界之为世界的根本——可能性（而不再是同一性）的一面开始展现出来，人与世界之间的无穷无尽的“缘分”也通过在神奇变幻中形成的系统质而不断地显现而出（庄子称之为“以游无穷”）。显然，对于这个世界的沟通，传统的思维已经无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