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事，能够完成这一工作的，只有想象。而越是成功地揭示了在场与不在场的统一、越是深刻地显现出事物之间的系统质、越是丰富地显现了这空无的世界的无穷意味，就越是成功的想象。审美活动，就正是最为成功的想象。这无疑意味着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与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之间的完全对立，也无异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空白、一块美学真正可以独享的领地，对这个“空白”、“领地”的深入考察，就正是世纪之交的美学的重大使命，也正是生命美学的重大使命。 
    显而易见，从超主客关系出发提出、把握所有的美学问题，那种对于真理与符合论的追求当然也就不再有效，对于道理与显现论的追求转而成为美学的核心。主客关系的特定要求就必定强调那些能够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而忽视那些无法通向一般、真理的现象。美学也如此。例如摹仿说、类型说，就都是以应当有的本质为根本，性格说也还是要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特殊看一般。而道理却不同于真理，它所导致的是可能性而并非一致性。一致性建立在万物的普遍性的基础之上，可能性建立在相通性的基础之上。万物异质而同构，这里的同构就是相通。它意味着万物尽管并不相同，但是却处于共同的联系以及相互作用之中，因此彼此又是相通的（联想一下中国的“穴位”）。中国哲学称之为：“一气而已”（王夫之）、“一气相通”（王阳明）。而道理的表现也并非符合（它没有什么所可以符合），而是显现（对于无穷的可能性加以展示）。与此相应，审美活动也就不是越是符合某种本质、普遍、必然就越美，而是为我们所展示的想象空间越大，越令人回味无穷，就越美。在这里，一个根本的转换是：“主观的普遍必然行性是否可能”这样的美学困惑已经被人与世界之间的异质同构所取代。人是万事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之网中的一个网结、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中的交点。动物对此毫无意识，因此也就不可能成为“万物之灵”，人能够意识及此，所以才会成为“万物之灵”。但是人类也会把错误地把这一点“灵明”（王阳明）对象化，其结果就是主客二分的出现。即分即合的“联系”变成了僵化不变的“点”。在此意义上，中国美学把这个即分即合的“联系”阐释为“空”，实在堪称深刻。所谓“空”，就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例如，“鲜花是美的”与“鲜花是植物”、“鲜花是红的”不同，后者是用一个已知的一般概念（“植物”、“红”）去规定眼前的那个个别对象，是与客体相联系的，是对于普遍性的把握，是无穷追逐的结果。前者却与已知的一般概念无关，它从眼前的这朵“鲜花”入手，但是却并不去关注鲜花的自然属性，而去关注鲜花与“我”的关系，并且从“我”的特定角度对之加以判断。从表面上看，是采取了一种知识的形式，但实际上却与知识根本无关。宾词“美的”并不是把“鲜花”当做概念对象而从中推理出来的，“美的”并不反映“鲜花”的任何性质，从“鲜花”中也绝对分析不出“美”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美”来自概念之外，来自“我”与“鲜花”所形成的特定关系（美不是客观对象，我们就生活在美之中）。用庄子的话说，“鲜花”的“美”是我用“心眼”看到的（“鲜花是美的”实际应为“我体验到鲜花是美的”），“鲜花”的“美”并非一种实在的对象，而是一种真实的对象，一种意向性的对象。正是因此，跟“我”有同样体验的人都可以与“我”一样，对“鲜花”有相通的感受。而且，它不像“鲜花是植物”、“鲜花是红的”那样要使“鲜花”失去自身中的隐蔽的东西，而是要把它放回到自身中的不可穷尽的隐蔽之中去。这，大概就是中国美学所说的“以游无穷”、“言有尽而意无穷”？ 
    这样，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就为自己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由于往往彼此外在、相互限制，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最终也无法企及审美活动。在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中，审美活动被看作一个可以理性把握的对象、一个经验的对象，因而就不得不成为某种被动的东西，从而也就最终放逐了审美活动。而在超主客关系的美学之中，审美活动的根本内涵才得以如其本然地展现出来。首先，只有从超主客关系出发，我们才会注意到，审美活动不是什么认识活动的附庸，而是认识活动的根源。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往往把认识活动作为根本的生命活动，但是认识活动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前提才成为可能，这却是它所全然无法问及的。实际上，在认识活动之前，还有先于认识活动的活动，在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所津津乐道的我思、反思、自我、逻辑、理性、认识、意识之前，也还有先于我思、先于反思、先于自我、先于逻辑、先于理性、先于认识、先于意识的东西。只有它，才是最为根本、最为源初的，也才是人类真正的生存方式。这当然就是审美活动。因此，美学必须把认识活动放到“括号”里，悬置起来，而去集中全力研究先于认识活动的东西，其实，不论是叔本华的以“静观”超越“理性”，还是尼采的以“沉醉”超越“理性”、柏格森以“绵延”超越“理智”、弗洛伊德的以“无意识”超越“意识”，抑或克罗齐以“直觉”超越“认识”，或者是海德格尔的“先于逻辑的东西”、萨特的“先于反思的我思”、伽达默尔的“先入之见”……其中所蕴含的，都是对于这一思路的颖悟。而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向我们展示的美学新思维正是：只有审美活动才是最具本源性的。它是人类生命存在中最为重要的东西、人类生命活动的根本需要，从而，审美活动自身的本体论内涵、审美活动在拯救人性的危机以及完成人性重建方面的重大作用、审美活动作为人类生活存在的源头活水的积极意义、审美活动在推动思想创新方面的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这就是现象学哲学所极为强调的课题：美学中的哲学问题），才有可能在被束之高阁多年之后光明正大地重返（对于中国的美学来说）美学舞台的中心。其次，与所有的自然科学大多与人的自由问题无关恰成对照，美学即使是在所有的人文学科中也是与自由问题最最密切相关的。然而在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中一切彼此外在、相互限制，关注到的只能是必然性的领域、知识的领域，而在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之中，超出必然性的自由得以进入美学的视野。这是一种从必然中提升而出的自由、纯粹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令人想起庄子的“恶乎待哉”的“逍遥”）。它不再是人的一种属性，而是人本身。禀赋着人类自我超越、自我复归的天命。从使人成之为人的自由入手深刻阐释审美活动的内涵，无疑使得美学本身获得了全新的活力。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要说：从超主客关系出发的美学的觉醒就是人性的觉醒，同样，从主客关系出发的生命美学的觉醒也就是人性的觉醒！再次，审美活动在人类的所有生命活动之中与现象最最密切相关，因为所有的知识都是要发现对象的同一性即“是什么”（本质），“是什么”是可以重复的，审美活动是要发现对象的可能性即“不是什么”，或者说是要发现对象的“怎样是”，“怎样是”是不可重复的。换言之，审美活动关注的是“是之所是”，即超越对象的现在之所“是”，而推出现在之所“不是”，也就是说，超越对象的常见的一面，发现对象的异常的、全新的一面。杜夫海纳曾郑重提示我们：“谁教我们看山呢？圣维克多山不过是一座丘陵。” 确实，圣维克多山不过是一座丘陵，只是在塞尚反复描绘这座平淡无奇的山之后，它才从默默无闻中摆脱出来，成为一座令人趋之若骛、留连望返的名山。凡高疯狂描绘的阿尔的麦田也是如此，只是在凡高反复描绘了这片平淡无奇的麦田之后，它也才从默默无闻中摆脱出来，成为一片令人趋之若骛、留连望返的麦田。类似的例子在中国也可以看到。例如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