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乡里能人是平民的典型，聚现了血亲与地缘的关系，在供求竞争规律的反映。它同样对后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八十至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苏童长篇小说《米》中的五龙、余华长篇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等就是承续五四小说以来的启蒙价值视角，在新时期新的审美观念下的重新抒写的成果。
　　　　　　土改与合作：主流意识形态视角与革命形象
　　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化。当时的作家把自己融合于工农大众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在社会上占主流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创作的指导思想，紧密结合着当时社会急剧变化的斗争形势，创作出一批影响很大、极具时代色彩的文学作品，刻画出一群形象鲜明的乡里能人。赵树理、丁玲、周立波、梁斌、柳青、浩然以及新时期部分改革文学作家皆缘此而著称。他们的创作是知识分子认知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思想与民间艺术方式相结合的产物，作家的主体意识虽较启蒙价值视角衰淡，却随之拥有了更多读者，他们也因而成为知名度很高的社会名流。
　　赵树理是实践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方向的第一人，也是写乡里能人的高手。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和《三里湾》等作品，及时地描绘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鲜明地揭示了自己的“工农兵方向”，塑造出一批性格突出的乡里能人形象。无论是小二黑、小芹、王玉生等先进农民形象，还是二诸葛、三仙姑、能不够、糊涂涂等落后农民形象，赵树理都写得简洁生动，切近生活，为后人塑造新式农民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王玉生是三里湾的一大能人。他的“能”，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科学技术的渴望。他不仅负责药剂拌种，调配杀虫药，安装修理新式家具，决定下种时期、间苗尺寸等农业技术性事务，而且还主动为粉房炉灶、家具、牲口圈、果树嫁接出主意想办法。尽管三里湾有灵芝和马有翼两个初中毕业的“大知识分子”，但王玉生的“革新”与“发明”还是屡屡为合作社排忧解难，出了大力。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乡里能人们立身济命为自己明显不同，作为已经消除了阶级压迫的新型社会中的能人，王玉生是公而忘私，一心为社的新型农民的典型。他确实抓住了时代的机遇，把他从父辈那里承继来的“能人相”彻底地发挥出来，做出了父辈们不曾做到的发明和创造，实现了自我的人生价值。在他的身上，典型再现了当代农民革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农村传扬的原初情态。


　　赵树理的乡里能人“族谱”里，三仙姑是最具“能人”特征的女性形象。这位待嫁女儿的母亲，居然也厚施粉脂，脚蹬绣花鞋与女儿争风吃醋。她的俏与骚并非天赋秉性，而是一个寡妇在传统伦理社会救助自己和满足情欲的手段和方式。作为巫婆，她的巫技和思维方式却是民间信仰文化的传承与反映。她的“能”，既不同于“旧社会男性能人”的奋争与对家族责任的算计、保守，也不同于“新”社会女性能人(如李双双)的泼辣能干要求上进，她把自己的智慧、手段和算计都用在了依附盘剥男人上，以能言善辩狙击男权社会的谩骂与伦理扼杀。正是这种生存睿智救护了她自己以及家庭。赵树理对她的认识与刻画，展示了“旧”社会妇女翻身、解放、自新的过程。三仙姑对小芹婚事的作梗与赞同，她对自身言行的认识与自新，都反映了传统社会寡妇的不白身份向清白女性的转换，反映了“革命”对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文化的冲击与清理。她的转变，自然而合乎情理，显示出作家对民间生活与文化的熟知和对人物性格的把握能力。
　　乡里能人本就源自民间，对乡里能人的文学塑造，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活还原或文化还原，刻意地拔高人物形象，赋予人物以超绝现实生活的能力与机遇，是不符合人物性格规定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