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创作，可以看出，作家在塑造乡里能人形象的时候，有一个从党性原则到审美意识，从不自觉状态到自觉意识的嬗变过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学党性原则确立的标志。此时的作家并未因毛泽东的一个讲话而形成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学意识。在从文学的启蒙或救亡职能转变为革命斗争与建设工具的过程中，作家已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同新的文学党性原则是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的过程中逐渐达到同步和统一的。而这个同一的基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间文化或说乡土根性的基质影响。除了《金光大道》、《艳阳天》等几近党性原则模式化的作品之外，《山乡巨变》、《三里湾》、《铁木前传》等优秀作品大都清晰地描述了农民对土地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出农民的乡土根性与党的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政策内在的同一性。作家们正是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深入生活，体验农民在这个巨变中的矛盾心理才“如实”倾诉的。赵树理、周立波、李准以及柳青，他们都是在农村生活了许多年之后才创作出自己的优秀作品及其乡里能人的。可以说，只有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和民间文化即农民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结合起来，才可能创作出不愧于人民和时代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今天的审美立场客观评价，四十年代以来，文坛上“左”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作家对农民和民间文化的深刻把握。这种文学不能自觉的意识之结果，是使主流意识形态文学部分失度地夸写阶级斗争而缺少人性维度，过分执著于善恶类型人物而缺乏圆型人物的塑造。用文化意蕴和哲理情思来衡量那时的作品，又嫌那时的描写过于扁平化、表层化，缺少历史文化深度和哲理维度。就像柳青的《创业史》一样，生活在乡土之上的梁生宝较少显示出血缘与地域的文化关联，刚经过土改分得田地的农民，转瞬之间就成为拥有较高斗争意识和思想觉悟的新人。积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丰富性与历史情态被理念割裂，似乎一朝革命，传统即被铲除，五四启蒙运动未做到的事，一个土改革命就彻底实现了。他的形象没有梁三老汉血肉丰满，他的能干没有梁三老汉作为乡里能人地道，而他的大公无私的形象对后来的《金光大道》、《艳阳天》中高大全式的农民英雄形象不无类型化启迪。八十年代以来，以《乡场上》、《陈奂生上城》、《卖驴》、《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小说为代表所塑造出来的新的乡里能人形象，就是对此前(文化革命前)创作中作家自觉意识不足的一次反拨和升华。它让我们看到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新的艺术前景。
　　　　　　生存与超越：民间文化价值视角与俗民形象
　　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出现多元化发展的局面，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除了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继续保持主导性势头以外，继承鲁迅的启蒙批判现实主义传统，融合世界新的审美文化经验，文坛上先后出现了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和邓友梅、冯骥才、陆文夫、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风俗文化(题材)小说。在他们的笔下，新式地主、新式农民、土匪、妓女、族长等俗民形象，构筑起新的民间文化人物画廊。虽然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暨典型化方法被部分革新发展，典型人物不再像已往倍受关注和作为审美价值的主要尺度，但是，乡里能人作为承载新文化思想的平民代表依然是人物群像中令人瞩目的形象。
　　曾在八十年代初期引起广泛反响的“陈奂生”系列小说，是主流意识形态小说转向民间文化视角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既不像改革文学(如《卖驴》)那样直接抒发第二次翻身的农民对党的改革的赞美，也不同于五六十年代“合作化”小说鲜明的党性原则和所塑造的革命农民的形象，而看重乡里能人生存的状态和意义，注重挖掘人物文化心理及其与社会嬗变的关系。陈奂生本是一个“漏斗户”主，他曾受累于“左”的政策，又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福音。作为一个能人，他靠自己的机敏、聪慧，最先把握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并能把凡常人看作“倒霉”的生病住进招待所，看作超越常人的阶梯与福气。他后来正是靠着因病结识吴楚书记的机缘，为队上买回了急需的物品，并使自己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经济状况也大为好转。陈奂生确实是改革时代赋予的抓住自己命运的乡里能人，他比起前两个阶段的能人形象，多了一份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代氛围与变革条件，使他得以实现一个能人聪慧、机敏的才智所可能达到的理想境地。因此说，陈奂生是新时期较少党性觉悟提炼的朴实的乡里能人，他的身上涵概着中国普通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相。高晓声所开创的对乡里能人命运新途径的描写，具有承先启后的审美意义。
　　刘恒的小说创作在新时期文坛有着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他虽与新潮小说家们同时出道成名，却“南辕北辙”，独抒农乡能人生存之累、情性之憨，在对能人命运悲剧的描述中，寄寓了对人性的探寻和对历史文化的叩问与反思。《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是刘恒的代表作，刻画了曹杏花(瘿袋)、杨天青、杨金山三个内蕴丰厚的乡里能人形象。杏花的吃苦耐劳、泼辣能干无疑超过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女能人，然而命运不济，膨胀无度的人口负担，有限的粮食和无底的胃口逼迫得她豁出命去劳作去偷盗去占队里的便宜，然而，尽管她付出了常人无法付出的能量，她的一家人还是常年饿着肚子。最终，她因为弄丢了仅只几页墨纸的一个小小的粮本，自杀身亡。一个女强人终未能抵过愚昧迷从的时代和信众所促成的悲剧命运。她的死，决不同于祥林嫂的迷信，也不同于老通宝的被欺诈，她并不想死，为了活着，她曾拼命挣扎过，六次被卖也未使她向命运屈服过。然而，逼她就范屈从的竟是一个小小的粮证!一个人为印刷的小塑料皮本本!一个人连生存的起码条件“吃”都不能满足，人的价值只能等同于物，甚至低从于物，真是命比纸薄!与二三十年代阶级论作家们对旧式农民的生活悲剧的描写不同，刘恒并未在作品表层结构追问促成能人悲剧的社会原因；也与四十至六十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作家们对新农民思想转变的讴歌明显不同，刘恒是把他的目光深透在同一审美客体悲剧命运的一方，透过一个个乡里能人与命运的苦苦争斗，表达出了他对人性的挖掘，对形成人物历史命运的时代悲剧的深层叩问，对传统伦理文化的绝然反思。这种审美书写，显然超越了赵树理、李准、柳青等人的价值视角，表现出一个成熟的民族作家对民族和人类的命运关怀和审美视野。正如歌德在论述一个民族作家的产生时曾指出的，只有“他在他的民族历史中碰上了伟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他在他的同胞的思想中抓住了深刻处，在他们的行动中抓住了坚强和融贯一致处；他自己完全被民族精神渗透了，由于内在的天才，自觉对过去和现在都能同情共鸣……才可能形成。”[3](P433)高晓声、刘恒等新时期作家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描写，对民族文化的叩问与反思，正是他们在经历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个悲剧事件及其后果的幸运的有意义的统一才促成的。没有改革开放即中西文化的交融，就没有作家们对二十世纪历史悲剧的深刻剖析与反思，就没有稍后的《古船》、《白鹿原》等优秀巨著的问世，就没有赵炳、白嘉轩由乡里能人嬗变为民间权威的光彩形象。
　　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价值视角类型的作家具有较强的审美超越意识，在社会转型和民族文化重建中，关注民众的生存状态，着重生命的意义，发掘传统民间民族文化中有益于现代文化建构的人生事象，并借助乡里能人形象深刻地表达出来。虽然他们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不是以西方文化对比批判民族民间文化，而是在中西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寻觅与自己的文化理想相吻合的民间文化价值内容。因此，这种民间文化价值视角相对远离时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