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十年代，麻烦果然出现了。开始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平民对物质的欲望和感性的需要得到释放。意识形态对个人审美态度的制约松弛之后，一般平民的审美态度立刻转向世俗的、感官享受的方面。作为传统审美活动结构上层的高雅艺术审美活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和挫折——古典音乐没有了听众，而流行歌星却受到大批“追星族”的追捧；传统的美术作品没人欣赏，俗艳的美女挂历却铺天盖地；经典文学名著乏人问津，地摊上的粗劣非法出版物却大行其道……这就是所谓高雅艺术的“滑坡”现象。
这些年来批评界对当今文学现状的批评中，有几个重要的批判性观点具有代表性。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出现的一种观点是抱怨当今的作品虽然数量繁多，却没有“伟大的”或“里程碑”式的作品问世，因而说明当今的文学创作整体上的平庸。这种对平庸的批评伴随着的就是“抵抗投降”态度的出现，显然是把文学的平庸与“投降”——即向平庸甚或庸俗的趣味投降的“媚俗”态度——联系在了一起。而作家“投降”的原因当然是归于这个时期正在兴起的对经济利益、物质追求的兴趣。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活动与大众传播媒体制造的市场效应的关系成为新的问题。文学与文化市场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文学样式与大众传播方式的关系日益密切，影视文学、网络文学等文学样式是发展和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文学的市场行为经常突出地显现为脱离审美需要的商业性炒作活动，成为所谓的“眼球经济”的一种形式。纯粹追求轰动效应的商业炒作，使得人们对文学的商业性质所持的批评态度有了更现实的证据：人们为一部作品是否属于抄袭或剽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然而许多参与争论人甚至没有看过这部作品；一个小孩写部小说也成为从传媒到批评家所关注的热门话题，但在各种出版物上发表的无数见仁见智的文章中，几乎没有对小说文本本身进行分析研究的。很明显，这些文学话题之所以引起轰动当然是有意策划的结果，而这种策划的目的与作品的精神价值很少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文学以商业活动的方式运作起来时，功利的商业意图就会压倒审美的或其他精神价值的考虑，高雅艺术或“纯文学”的“滑坡”也就在所难免了。
高雅的审美活动“滑坡”不是一个单纯的趣味问题，而是经济利益的作用开始在审美文化中显现的结果：一般平民的审美需要开始形成巨大的文化市场，艺术生产和经营活动迅速迎合世俗审美活动的需要而发展了起来。“滑坡”现象的出现是对审美至上观念的反动。经济利益驱动着审美文化经营者寻求尽可能低的成本投入和尽可能高的利润回报。而在感官享受的合法性刚刚开始复苏的中国文化市场上，迎合一般人对世俗的、感官享受的需要便成为多数经营者自然而然的选择。事实上，受到这种文化冲击的不仅仅是作为审美文化消费者的平民和文化经营者，更重要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精英阶层——艺术家、作家、学者等——也开始部分地脱离了审美至上观念，走向世俗化的审美活动道路。这种倾向被称为“媚俗”，它的出现意味着传统上坚持审美需要优越于物质需要的精英文化圈，如今在商业文化的影响下开始产生了分化的裂痕。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坚持传统精英文化立场的文人产生了强烈的焦虑和危机感。正因为如此，从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中期，有的文人和学者才会发出“固守精神家园”、“抵抗投降”等充满悲剧感的口号。
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和美学界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等文化批判思潮的影响，开始从更深的层次研究和解释经济利益对审美文化的影响问题。一个比较典型的思路就是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理解当代的商业活动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控制。在这个时期，“文化工业”、“霸权”、“平面化”、“仿象”、“意识形态编码”等文化批判观念被大量引进中国的文艺学、美学和文化研究语境中。这些批判性观念的引进和操作使得当代审美文化问题的研究具有了强烈的战斗性——好莱坞电影、流行音乐、畅销小说、休闲杂志、电视连续剧、MTV、广告文艺等等，形形色色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如果从法兰克福学派式的意识形态批判视角进行研究，都可以理解为商业资本通过迎合大众趣味的手段来“编码”和传播有利于自身利益和自身发展的信息，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控制着作为商业性审美文化消费者的大众。这种批评性的文化分析观点差不多可以用“资本的阴谋”一语概括。
这种阴郁的文化观念当然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杞人忧天或庸人自扰，因为在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审美文化发展的现实是，我们的确看到了大量以前难以想象的文化退行现象——从通俗、浅俗到粗俗、庸俗、鄙俗甚至恶俗的艺术和娱乐活动通过市场经济获得了产生和膨胀的活力；商业利益推动着审美文化产品的工业化生产和迅速的淘汰更新，因此而形成了浅易单调的所谓“快餐文化”。假如这种低级审美趣味不可遏制地蔓延发展，这个社会的审美文化生活乃至人民的整体文化素质当然也就会不可避免地滑落下去。
这就是文人和学者们之所以焦虑的理由，也是他们之所以对艺术的商业化感到深恶痛绝的理由。
三、另一种视野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有一句批评罗马人的话：“当这种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人的心灵，我们怎能希望创作出来的诗歌还值得涂上杉脂，保存在光洁的柏木匣里呢？” 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关于批评文学与金钱关系的千古名言。至于中国晚清诗人龚自珍的诗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更是对以谋生为目的的写作所发的诛心快论。要求那些被“铜锈和贪得的欲望腐蚀了”的、只为“稻粱谋”的心灵创作伟大的作品，大概是不现实的。
但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是否就是或只是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态度和行为呢？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审美文化与经济利益的关系，或者说审美活动的商业化是一个比简单的个人功利行为要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现象。
首先应当注意的一点是，商业化概念的核心是以利益或需要为基础的交换。这在文学活动发展的历史上其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据《汉书》讲，汉代的著名文人如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都被皇帝“俳优畜之”。皇帝给这些文人以地位和物质待遇，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可以娱悦皇帝；反过来说，他们则通过自己的创作来博取地位和待遇。在这种情形中，文人和统治者实际上形成了雇佣关系，一种比较原始的商业交换关系。到了唐代，文人的创作与获得地位、利益的关系则具有了更普遍的交换色彩。文人的“行卷”行为，就是把自己的作品呈献给有地位的人，以期得到赏识和回报。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白居易。传说他向顾况行卷时，顾用他的名字调侃：“米价方贵，居亦弗易。”及读了“野火烧不尽”之句时，才大为嗟赏：“道得个语，居亦易矣。”行卷的目的就是以作品换取名声和利益。虽然“米价”云云不过是调侃，但在他看来，为人赏识的好作品可为作者带来好处是没有问题的。桀骜不驯如李白者，在《上裴长史》一文中居然也会极力谀赞一位州佐，曾令后人扼腕而叹，洪迈解释说是李白实在走投无路才沦落到这个地步：“盖时有屈伸，正自不得不尔。” 其实不必为古人开脱，用文章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