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以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虽为天子，欲不可尽。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所欲虽不可尽，求者犹近尽；欲虽不可去，所求不得，虑者欲节求也。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
荀子很明确地阐释“可欲”、“不可欲”的问题，那就是要有所限度，有所节制（他还提出了“以道制欲”的问题，此暂不论）。《乐记》则从欲不可节制言其后果：“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儒家所言之“善”，主要是就人性修养而言，可定位于道德伦理范畴，与他们人性“至诚”观点密切相关，具有实践性，它能体现一种高尚人格的力量，在一个充满各种人际关系的社会，人心向善，人人“与人为善”，就能造成“大舜有大焉”那样的祥和世界。
中国古代“善”的观念，主要出自儒道两家，比较一下，道家之“善”偏重形而上，儒家之“善”偏重于形而下，前者可定义于“天道”（亦称“自然之道”）所蕴含的内在能量，后者可定义于“人道”（亦可称之为“仁义之道”）所发散的人格力量。两家之“善”也有共同性，那就是都具有行为指向和一定的实践意义，所以由“善”引申擅长、能干，即现代汉语中的“善于”之义。老子说“事善能”，“能”，明显具有实践性，所谓“善数”、“善闭”、“善结”，都具有行为性，“善者果而已”（三十章），是说善于用兵者，胜之即止。“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六十八章），皆属此类。儒家此类用法则更明确、更具体，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已同于今之用法，不必赘述。
二、“善”与“美”关系之发生
“善”与“美”的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本节要探讨的主要问题。
正如可信之真不一定美，善也是一样，老子说了“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之后又说：“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不辩”即干脆地不言，无言是一种美吗？老子似乎没有这样一种美意识。他还有一个将美、善并提的著名说法：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二章）
这就是说，如果天下人都知道美是什么，那就有恶了；知道善是什么，那就有不善了。为何产生这样的悖论呢？后来庄子写了一个故事可以参考：阳子到宋国，住进旅店，店老板有妾二人，“其一个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此所谓“恶”即丑），阳子问其反常的原因，店小二说：“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就是说，自己眩耀其美的人，她可能以为自己很娇贵，好吃懒做，使人厌恶。自知其丑的人，没有自娇的习性，待人谦和，做事勤快，不摆老板娘架子，这就使人忘记她容貌丑而更尊敬她。阳子听到这美与丑产生相反效果之事，对他的学生说：“行贤而自去贤之行，安往而不爱哉！”（《庄子·山木》）据“逆旅小子”所言，“美”与“善”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感觉，而“善”主要是属于质的内在的，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行为性效果，如果你自以为“贤”且美，那么你的思想与行为就可能是不贤不善而使人厌恶了。庄子又谈到，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美，有时候实质上是为不善作掩饰：
……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枭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返其性情而复其初。（《庄子·缮性》）
庄子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自从有了人治天下（燧人、伏羲、神农、黄帝至尧舜）以来，太古纯朴之道就不断遭到破坏，“离道以善”、“去性从心”，于是不可避免有了“不善”，有了“恶”；为了对付“不善”，于是以“文”治天下。“文”生美感，以文掩饰“离道”的伪善行为，不过是迷惑老百姓而已，结果使大家都失去人初始之本性。━━如此说来，“文”与“美”罪莫大焉！
但是，老、庄在大道理上虽然如此讲，而其思辨意识的深处，或说是潜意识中，并未“弃美”，老子说了不应“知美”、“知善”的话后，紧接着说：
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仅以“长短相形”、“音声相和”两题而言，这不是直接涉及到视觉美与听觉美吗？协调、和谐是美之为美的重要因素。他说了“信言不美”，又说“善言无瑕谪”，善于言者其言没有显形露迹的毛病，实即其言有纯朴之美。关于“言”，老子还说了：“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言有宗。”（七十章），他之言当是“善言”；又说“多言数穷”（五章），烦琐冗言肯定不是善于言者所为；还说：“正言若反。”（七十八章）正面的话从反面说（其语例是“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岂不是“善言”的一种技巧吗？
承上所述，在道家那里，我们只能发现“善”与“美”一些隐隐约约的关系，那些隐约之辞，有的需经过后人对内涵的发掘、发挥才会有明显的美学价值，“言善信”、“善言无瑕谪”，对以后文学家追求文辞美的苦心锻炼，“心善渊”对诗歌审美境界的创造，“善行无辙迹”对诗学领域“辞理意兴，无迹可求”命题的提出，或许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儒家学者那里，“善”与“美”关系发生踪迹较为明显，因为孔子不忌“知美之为美，知善之为善”，他对《武》乐的评价有保留，虽然也说了“尽美也”，但与《韶》乐比较，无《韶》之整体的完美是他的未言之意。“仁”是孔子中所推崇所向往的至高的“善”，“礼”、“乐”是“仁”治行于天下的美的程式化表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不仁”便无从言美。又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无恶”即善且美，武王伐纣，“血流浮杵”，杀人太多，仁爱之心有所歉焉。至于孟子，他更将“善”视为建设良好社会秩序的纽带，“大舜有大焉”、“大”即“大美”，其“美”即在“乐取于人以为善”和“与人为善”。他在《尽心》篇回答浩生不害问“乐正子何人也”时，提出一个有关美的著名命题，便是以“可欲之谓善”为起点，揭示“善”向“美”向“大”向“神”发展的逻辑递进关系，让我们分层次析之：
1、“可欲之谓善，有诸已谓之信，充实之谓美”。这是美的发生阶段，“善”与“真”，二者缺一，便无所谓“美”，二者“充实”于中方可言美。发自内心，真实而不虚伪的“善”，是美的基本属性之一。
2、“充实而有光辉谓之大”。何谓有“光辉”？“善”非一般的善（如“善行”），“真”非一般的真（如与伪相对之真），而是尽其人的本性之善，示其人性“至诚”之真，他的老师子思说：“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唯此高境界 “善”与“信”，“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见《中庸》二十章、二十二章）━━这就是“光辉”之“大”。
3、“大而化之之谓圣。”何谓“化”？化即“化成天下”，这在孟子时代已流传的《易传》就有“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彖》）、“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等说。所谓“化”，就是感化，非强制而为，以大美感化天下之人心，是为“聪明睿知”之“圣”。子思曾对“圣”如此表述：
唯天下之至圣，为人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溥博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