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之余的审美快适

    重负之下的人不是没有审美，而是审美变得不轻松、不容易，或是想超脱而不能，或是淹没在尘俗的大海中浑然忘记了审美为何物。因而，审美要么如深埋于地底的黄金被重负的大山遮盖，要么如戴着镣铐去跳舞般无法自由。从具体审美过程来看，重负之下的人进入审美状态的道路显得阻碍重重、崎岖艰险。即使越过关山重重偶尔进入了审美状态，这种状态往往也缺乏激越的高潮，缺乏恒久的美丽。而结局总是“欢乐更短，寂寞更长”，现实的重负总让审美的腰杆挺直不了太久。

    看来，重负便是审美沉重的最大祸根，是消减人之诗性的最大罪魁。怎么办？唯有为人减负才是正途。

    欲望是无边的，“剪不断，理还乱”，怎么去增删？是的，欲望虽然不能增删减灭，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却可以消化转移，而且自然的物欲可以和诗性的人欲和谐共生。消化转移的结果是使欲望向审美靠近，和谐共生的效用就在于使物欲在诗性当芒的照耀下，变得不再是重负，而是动力与基础。

    道家美学面对欲望时，主张“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见素抱朴，被褐怀玉，少私寡欲，绝学无忧”，[5] 通过“弃知绝圣，闭门塞兑，涤除玄览”，[6]而复归于婴儿状态。也就是说要通过心斋，坐忘等途径达到纯洁素朴的童真状态，达到“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与造化同流，与日月同辉”[7]的“逍遥游”状态。虽然这些主张带有很强的虚无色彩，但至少可以启示我们找到消化转移欲望的一种方式，这就是在世俗生活中要永葆一颗素朴的童心，多多亲近大自然。在童心与自然的烛照中，欲望之火暂时熄灭，重负之人得到休歇。

    弗洛伊德虽然把人的欲望局限在本能的层次上，但他关于欲望可以“升华”或“转移”的提法却颇具建设性意义。的确，人的欲望是有层次的，有对象的，既有低级的本能欲望，也有高级的诗性欲望，既有指向物质的欲望，也有指向精神的欲望。如果能多把自然的物欲升华为诗性的人欲，多把欲望的指向由物质转向精神，那么欲望的重负实际上在减轻，因为欲望在向审美靠近。

    而恐惧、孤独、痛苦等三种人生难以摆脱的负面情感，归根到底都是从悲观的角度对于人的存活状态的体验。从乐观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体验到人的智慧、幸福和快乐。这正像莎士比亚在《哈姆雪特》中借哈姆雪特之口对人发出的乐观称赞：“人是多么了不起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伟大的力量！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8] 所以，只要我们善于“换思”，那么负面的情感就可能转化为正面的情感，对死亡的恐惧可以变为对死亡的从容和对生命的热爱；人的孤独可以变为人的另一种快乐；人的痛苦可以转变为人面对痛苦时的自豪感与崇高感。我们还可用“移情”的方式转移负面情感，当然，这有别于立普斯所说的“移情”，他的“移情”说限于审美领域。笔者的意思是情感也指向一定的对象和目标，我们可以把负面情感的指向由此对象转向彼对象，由此目标转向彼目标，从而促使负面情感向正面情感的转化。当我们把恐惧的对象由“死亡”转向“生存”，恐惧就可能演变为对有限生存的无比珍惜；把孤独的指向由“人际沟通”转向“自我观照”，那么孤独就可能超越“痛苦的孤独”而成为“诗性的孤独”；把痛苦的所指由欲望病痛转向人生贡献，那么痛若就会成为我们挑战痛苦、奋发有为的毅力和动力。

    叔本华面对人生的痛苦情感，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不知“换思”和“移情”，只想到用艺术作麻醉剂式的短暂超脱，只想到走向“寂灭”，走向死亡。而尼采比叔本华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换思”和“移情”，他扬弃了叔本华否定世界和人生的悲观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具有乐观精神的“行动哲学”。而且，他还能把现实痛苦的指向由生活转移到“日神和酒神”的狂欢中去，在梦境艺术和醉境艺术的沉迷中， 人的痛苦得到减轻和淡化。

    而“重负”的第三个方面——“有限的能力”也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决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到，“有限”是相对于单独的个体生命，而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生生不息而言，审美素质与能力又是可以无止境地发展的。而且就单独的个体生命而言，没到生命结束那一天，审美能力发展的最大值和临界点也无从限量。所以，只要我们乐观地看到这种能力发展的“无限性”，积极努力和奋斗，谁都不敢轻言谁成不了艺术家。

    我们可以通过美育、学习、实践等途径去提高个体的审美素质与能力，使我们最大限度地靠近“无美不能审”的理想状态。

    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作为人成长成熟的出发点。怎么“修身”？儒家非常注重教育，主张通过无处不在的教育，使人修得善行，修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当然，儒家教育的核心是“仁教”、“政教”，面对审美，我们要大力倡导“美教”、“美育”。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主张通过“美育”来达到“感性冲动”与“理性冲动”的和谐统一，使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受动与自由从对立走向融合，使人成为完整人格的人。这一“美育”主张强调的是“完整人格”，然而，通过“美育”形成“完整人格”的前提之一应是通过“美育”提升审美能力，只有审美能力提升到“能够审美”、“会审美”的层次，席勒的美育理想才有了基于主体意义上的可能性，才会有实现的潜力与动力。由此，“美育”首先应以“提升能力”为旨归，然后才能指向“陶冶性情”、“完善人格”。可惜的是，我们多年以来的教育虽然也提“美育”的口号，但最终都拜倒在考试的石榴裙下，既没能做到提升审美能力，更谈不上“陶冶性情”和“完善人格”，而是只“偏重于耳提面命地提供‘应当这样’、‘不应当那样’的简单答案”，[9] 因此“使受教育者产生‘我要，但我不能’的矛盾心结和失望情绪，很难自觉到主体自身的价值，甚至产生莫名的不安，形成自卑和压力，或转而浮躁与狂妄”。[10] 从这一现实情况出发，我们更会感觉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更体会到“美育”在“素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当然，强调“能力的培养”并非就反对“知识的传承”，其实，“学习”对于审美能力的形成也很重要。知识的广博积累往往能为能力飞跃式的提升提供舞台与契机，知识的量变有时能导致能力的突变。

    “美育”本身除了是一种教育，还应是一种实践。只有通过大量的生活实践和审美实践，审美能力的提升才获得了试验的平台，才获得了更大的可能性。虽然面对许多审美对象我们的第一反应可能是“无动于衷”，但只要我们敢于进行审美实践，化被动为主动；越是“无动于衷”的时候，越要去问个为什么，越要去寻思，越想去破译。那么，日积月累的审美实践会让第一反应的“无动于衷”变成第二反应的“心动神迷”，彼时的“无动于衷”会变成此时的“自由自觉”。因为在这种主动的审美实践中，个体“有限的审美能力”在茁壮成长，由破土的苗芽向着参天大树的方向生长。

    以上所论的“减负”主要是基于个体层面上的思考。需要指出的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讲，“减负”最终要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

    在社会生产力还不够发达，社会文明还不够进步的情况下。负重而行的人通过个体的努力，可以做到“减负”和一定程度上的“解负”，但还不能达到“无负之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审美依然沉重如山。事实上，在减负之余，人依然负重，但重量已轻，在比较轻松快适的状态中，审美事实出现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