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朱光潜思想上使用“马克思主义”概念，是有区别的。前者必须从三分形态中寻求其内在发展线索，而其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形态应该首先是研究对象。没有弄懂经典形态，而去侈谈其他形态，甚至连自己也轻易地摆进去(学术界这样人不少，在50年代批判朱光潜时，他就非常反感那些动不动就以“马列主义认为”的和口号)。认真而仔细地读过朱光潜著作的人，将会十分明白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创始人的哲学。他所说的，发现马克思主义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也主要是针对其创始人的哲学体系而言的。50年代人们指责朱光潜歪曲了列宁的“反映论”，或者说是贬低了列宁的反映论。但朱光潜一直到逝世前都坚持自己的看法，“自从在维柯的《新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两方面下了点功夫，我比从前更坚信大吹被动的‘反映论’，对哲学和文艺都没有多大好处”⑦。1983年在香港讲学回答记者采访时，也毫不讳言，“经过研究马克思一系列原著，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否认人的主观因素，而且以人道主义为最高理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要统一成为‘人学’，因此我力闯片面反映论，强调实践论，高呼冲破人性论、人道主义、人情味、共同美感之类禁区’，⑧。“反映论”在国内学术界是被等同于“认识论”的。从哲学史和美学史的发展过程看，认识论都有局限性，必须突破它才能有新的发展，难道“反映论”（因为从属于列宁）就没有局限，不在突破之列么？很明显，这是政治干扰了学术，把学术置于奴婢的地位，这一点是朱光潜晚年所力争纠正的，1979年他修改《西方美学史》的序论部分，意图即此。他在“序论”中说：“我坚决反对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划等号”，要落脚到“政治≠学术”的观点上来。
    话又得说回来，以上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应当认真讨论，实事求是地分析才能弄清是非。但朱光潜所信奉和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应当说，主要是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其中尤以马克思哲学为要。今天的青年人一听说“马克思主义”便大为摇头。这责任谁来负？一是青年人本身，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系统地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不知道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有多大的底蕴、有多高的学术价值，而是道听途说、因而被时髦的浪潮所掩盖住了：二是“马克思主义”概念被不忠实的信徒败坏了，马克思在世时，他就愤怒地宣布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教训是够深刻的了。在现当代中国，要谈知识分子走马克思主义的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还要做许多“正本清源”的工作。但不管怎样，朱光潜所走过的路，确是值得认真总结的。
    把人生观与学术观的双重变革统一起来，是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艰难的历史选择。就是今天的年轻学人，也回避不了这艰难的历史选择。无可否认，现当代西方文化、哲学以领先的姿态在人类面前炫耀发光，拒绝它无疑地是不明智的；也无可否认，在西方文化、哲学与东方文化、哲学对比较量的时候，中国传统文化、哲学，显示了新的生机，新的锋芒，一味沉醉于“文化自我”之中，也不是聪明的选择。当前，思维的套路是：中西结合。至于怎样结合？突破口在哪里，这是相当渺茫的。笔者认为，还是从“基底”部开始，这个“基底”部不必拉得太远，例如回到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地方，但有一个巅峰是不能跳过的，那便是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而其合法继承人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所谓中西结合，我以为首先是选择结合的时段、对象。如果浮在20世纪的西方文化—哲学的喧闹声中，是得不偿失的。西方一位哲人说过，现当代西方哲学虽然学派林立，色彩斑斓，但归根到底都由康德—黑格尔主宰着，“不是康德专政，便是黑格尔专政”。此话有相当的道理。许多评论朱光潜的人，也深深觉得遗憾，时至80年代，西方思潮、方法论如洪水一般向中国境内泼过来，怎么朱光潜老是无动于衷，还在不断地讲“人性论”，不断的赶译《新科学》。道理很清楚，我们80年代所追赶的时髦，朱光潜在30年代便追赶过了，甚至赶过了头，成为“惊弓之鸟”。80年代人们热衷什么？可归结为一句话：埋葬绝对理性主义，把非理性主义抬上历史舞台。一切的新思潮、新方法都围此旋转，甚至连人的生命存在，也一并塞进“非理性主义”的货篮中。这一切“眼花缭乱”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真可谓“司空见惯”了。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依德—荣格，等等，变态心理学，深层心理学，鳌鱼解剖，符号逻辑……无不功夫到家，成为国内的先行者。就心理学论著来说，连国内心理学的权威高觉敷教授都赞口不绝，认为朱光潜心理学方面的论著是国内第一流的，甚至是最好的。非理性主义及其现代时髦是朱光潜胸有成竹而暂时“按下来”的东西，对朱光潜来说(扩而大之，对中国现当代美学来说)，大力宣扬非理性主义，拒斥理性主义尚为时过早。中国现当代美学的“弱不禁风”和“中气不足”，并不是起于非理性主义的缺乏，而是起于“理性主义”尚未直起腰来！我们的悲哀，是离柏格森—尼采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