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徐复观之在现代新儒学思潮中独树一帜,一个总的特点,在于他的思想不是以建构形而上学体系的形式说出来,而是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说出来 。这一工作的兴奋点,他首先是放在对中国道德精神的阐释上,接着又开展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由此而相继完成了《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和《中国艺术精神》这两部中国思想史名著。在他看来,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中国传统文化走的是一条人与自然过分亲和的路向,一方面使得科学方面仅限于“前科学”的成就,只有历史的意义,而没有现代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由此重视人自身的生命存在,通过对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的发掘,在道德与艺术两大领域中获得了重要的创获,不仅有历史的意义,而且有现代的和未来的意义。正是这样,他竭力通过对中国道德精神和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使世人知道中国文化,在三大支柱中,实有道德、艺术的两大擎天支柱”,而不是中国百事不如西洋。因此,对中国艺术精神的阐释,是徐复观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解读徐复观新儒学思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一、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
    所谓艺术精神,也就是指的艺术的精神境界。徐复观认为:“文学、艺术,乃成立于作者的主观(心灵或精神) 与题材的客观(事物)互相关涉之上。”[3]艺术作品既不是纯主观的,也不是纯客观的。把主观投射到某一客观的事物上面去,借某一客观事物的形相把表现出来,形成晶莹朗澈的内在世界,这就是艺术的精神境界。因此,不仅未为主观所感所思的客观事物,根本不会进入文学、艺术的创作范围之内,而且作者的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对客观事物的价值或意味的发现有着重要的影响,从而使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生命跃动有不同的层次,使艺术精神有不同的境界。正是这样,不仅在中国人与西方人之间,由于文化的巨大差异,其艺术精神呈现出迥然的不同;而且就是在中国人之间,由于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不尽相同,其艺术精神也呈现出明显的区别。
    徐复观认为,中国人在艺术精神上的诸多区别,如果穷究到底,可以概括为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这是因为:“中国只有儒道两家思想,由现实生活的反省,迫进于主宰具体生命的心或性,由心性潜德的显发以转化生命中的夹杂,而将其提升,将其纯化,由此而落实于现实生活之上,以端正它的方向,奠定人生价值的基础。所以只有儒道两家思想,才有人格修养的意义。因为这种人格修养,依然是在现实人生生活上开花结果,所以它的作用,不止于是文学艺术的根基,但也可以成为文学艺术的根基。”[4]而具体地看,孔子和庄子所代表的艺术精神,又呈现出两种典型性格。由孔子所显发出的艺术精神,是道德与艺术合一的性格;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的最高境界。由庄子所显发出的艺术精神,则是彻底的纯艺术的性格;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上是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画家及画论家,常常在若有意若无意之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契会到这一点。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孔子所奠定的儒家艺术精神才是“为人生而艺术”,由庄子所奠定的道家艺术精神则是“为艺术而艺术”。可以说,唯有“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精神的正统。倒是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立足于仁义道德,需要经过某种意味的转换方能成就艺术,没有这种转换便不能成就艺术。更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是庄子的艺术精神。
    正是这样,在《中国艺术精神》全书30万字中,徐复观以第二章《中国艺术精神主体之呈现——庄子的再发现》近6万字的篇幅,对庄子的艺术精神进行了深入细微的疏释阐发。在这一章完成后,徐复观曾写七绝一首,表达自己兴奋不已的心情:“茫茫坠绪苦爬搜,刿肾镌肝只自仇,瞥见庄生真面目,此心今亦与天游。”[5]可以说,这是《中国艺术精神》中的最重要、最精彩的一章,也是徐复观阐释中国艺术精神的画龙点睛之笔。
    徐复观指出,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为一体,即所谓“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抱着“道”的生活态度,以求安身立命的家园。他们所说的“道”,尽管具有一套形上性质的描述,但最终是要建立由宇宙走向人生的系统。这也就是说,“若不顺着他们思辨地形上学的路数去看,而只从他们由修养的工夫所到达的人生境界去看,则他们所用的工夫,乃是一个伟大艺术家的修养工夫;他们由工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上。”庄子著名寓言“庖丁解牛”中的主人翁庖丁,从技术的角度上看,是一个解牛能手,但从他体现了“道”的解牛工夫上看,又可以说是一个高明的艺术家。对于他来说,解牛已不是一种纯技术性的劳动,而是一种艺术的创造活动。同样,庄子所追求的“道”,与艺术家所呈现出的最高艺术精神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不过艺术家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作品,而庄子则由此而成就艺术的人生。
    徐复观进一步指出,庄子所说的“美”、“乐”(快感)、“巧”(艺巧),不是对艺术的作品而言,而是对艺术的人生而言。从表面上看,庄子似乎对于“美”、“乐”、“巧”持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所否定的只是世俗的浮薄之美、感官之乐、矜心着意之巧,而是要从世俗浮薄之美追溯上去,以把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大美”;要从世俗感官的快感超越上去,以把握人生的“大乐”;要从矜心着意的小巧,更进一步追求“惊若鬼神”、“与造化同工”的“大巧”。这种“大美”、“大乐”、“大巧”的真实内容,就是使人的精神得到自由解放。庄子处于大动乱的时代,人生经受着像桎梏、像倒悬一样的痛苦,迫切要求得到自由解放。但这种自由解放,不可能求之于现世,也不能求之于天上或未来,而只能求之于自己的“心”。也就是说,在庄子的时代里,人只能在自由的精神境界中求得解放。这种得到自由解放的精神境界,在庄子那里,表现为他所说的“闻道”、“体道”、“与天为徒”、“入于廖天一”等等,而用现代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正是最高的艺术精神。庄子之所谓“至人”、“真人”、“神人”,可以说都是能“游”的人。能“游”的人,也就是艺术精神呈现出来的人,也就是艺术化的人。但是,“游”并不是具体的游戏,而是把具体游戏中所呈现的自由活动加以升华,作为得到自由解放的象征,表示一种活泼泼的精神状态。在这一点上,庄子讲的“游”也和具体游戏一样,有共同的起点,即从现实的实用的观念中得到解脱。庄子认为,“无用”是精神自由解放的条件,但毕竟是消极的解脱;更为积极的解脱则是“和”。“和”即和谐、统一,是艺术最基本的性格,体现了“道”的本质和最高的美,是“游”的积极条件。由此看来,庄子所认为的人的主体,即作为人的本质的“心”,是一种“虚”、“静”、“明”的“心”,也就是艺术的“心”。“庄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7]而正是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决定了庄子的艺术精神,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流。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艺术精神,追根到底,即是庄子的虚、静、明的精神。”[8]这无疑是庄子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
    然而,在徐复观看来,庄子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的成立途径。庄子认为,要成立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要达到“心”的“虚”、“静”、“明”,就必须“心斋”与“坐忘”。达到“心斋”、“坐忘”,主要是通过两条道路实现的。一条道路是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欲望不给“心”以奴役,而使“心”从欲望中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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