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审美主义和文化主义则刚刚相反，如果说文化主义（再说一遍：我只是指当今我国流传的“文化研究”）是俯就人的感官、欲望，甚至把人看作只是、欲望的主体，认为人的存在就是求得自身欲望的满足；那么，审美主义则重视人的精神超越，它是以人不同于动物，他降生到世界上是未完成的，还有待于进一步通过社会和文化的塑造、包括美的陶冶，使人摆脱单纯受欲望的支配，以求感性与理性趋向统一这一认识为前提的。

要说明这个问题，在谈论审美主义之前，我觉得有必要先对“审美”这一概念做一番澄清。这一概念长期以来遭到人们曲解和误解，就是人们根据康德的按照审美判断的质的契机把审美规定为不以利害关系而使人感到愉快的观点，把它看作是不承担任何精神使命的一种纯感官的享受，就像人们日常所理解地仅仅只不过是“好看”或“好听”，这显然是十分浅薄的。其实，康德的真正用意是在于表明审美可以使人在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之外为我们营造一个“静观”（“观照”）的世界，从而使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经验的与超验的、个体的与族类的获得沟通，实现人对自身生存的自我超越。我们把文学艺术的性质看作是审美的，就是看中这种超越性对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重要作用。而文化研究所反对的却正是传统美学所强调的这种审美的超越性，认为“消费时代”的美学的变化之一就是这种“距离的消失”，“因而公众不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这是一种拉平一切、深度消失的状态，一种无须反思，不再分裂、更无所谓崇高的状态，这是消费文化逻辑的真正胜利”（9）。这样，美也就成了只是感官和欲望的对象。这是对审美的莫大曲解和误解！

我们并不否认感官享受的合法性，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并认为“德国古典哲学是从天上降到地上”，因而“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10），就等于表明人是离不开世俗生活的，表明人的感性需要的合法性；但是承认感性需要不等于要我们去鼓吹和放纵感性需要。因为追求感官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的自然本性，如同爱尔维修所说，人的本性天生是“趋乐避苦”的，无须我们再去大肆提倡和鼓吹；相反的，出于对感性欲望、本能要求的自私性、粗野性以及人完成自身任务的艰巨性的认识，从来有良知的人文学者在谈到美的问题时都着眼于它提升人的功能，即使立足于从“原欲”出发去考虑问题的叔本华和弗洛伊德，他们也都在思考，如何通过审美使“意志主体”获得“解脱”而上升为“纯粹的认识主体”；使“本我”通过“升华”而达到与“超我”的统一。他们所强调的也都是审美的超越性。

这种超越性对人之所以重要，首先是由于人与动物不同，他是“自在自为”的：他不仅能“感觉到自身”，而且还能“思维到自身”（11）。在物质生活中，人只能感觉到自身，只知道怎样生活才使自己感到舒服、畅快，人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而人之所以从动物中分离出来就在于他还能“思维到自身”，即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思考怎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而要反思自身就得要人从当下的物质生活和一己的利害关系中摆脱出来，站到物质生活之外和物质生活之上来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和评判，这就需要人对自己的生活保持一种距离感。只有这样，他才会意识到什么是自己应当的生活以及如何去创造这种应当的生活，而审美，就是使人与当下的物质生活和一己的利害关系拉开距离、按照应是人生的眼光来反思自己的生存状态，从而达到人的自我超越的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这是从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的。

其次，从现实的人的生存活动来看，既然“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只是我们研究人的理论基础和前提，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最终要得到的结论。这就表明人要成为人，它还必须走出自然状态进入社会和文化的领域，对社会做出自己的承担；因而，他除了有物质的生活之外还要有精神的生活，亦即自己对人生的理想和追求。这是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人的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内容，如同雨果所说“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12），否则他的生活与动物没什么差别。所以人在生活中是需要有两个“家园”的，除了“物质的家园”之外，还有一个“精神的家园”。正如一个人如果没有物质的家园，他就失去生存的根基，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那样，要是没有一个精神的家园，他也就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在精神上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他的行动就无所依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别墅、豪宅遍地都是，而且装潢得富丽堂皇；但是精神家园呢？对不少人来说，可能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新贵们热衷于享受什么黄金宴、人参浴、名牌、时尚，极尽他们的“炫耀性的消费”现象，在某种意义上倒不是说明他们真正的富有，而恰恰是精神上的贫乏和空虚。当今我国城市畸形发展的消费文化，就是瞄准了新富人们的腰包而发展起来的。从理论上说，这既可以“满足群众多方面的需要”，又可以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增加国家的财税收入，似乎不论从那方面来说都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消费文化的负面效应也是有目共睹的，它诱导人们把吃、喝、玩、乐作为自己生活追求的目标，除了无限制地刺激人们的欲望之外，使得人们对自身存在不再有终极的关怀，以致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在当今社会成风，它与科技理性一起共同把人推向物化的深渊。这就是这些年来，人们都深切的感受到的我们的物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精神上反不及以往物质匮乏的时代来得充盈，社会的道德风尚不但没有与之同步前进，凶杀、抢劫、绑架、奸淫、贪污、腐化等社会犯罪反而节节攀升的一个根本的或重要的原因。所以，面对当今社会人的生存状态，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要强调的不是人的感性欲望，而恰恰是人的精神生活。因而我们坚持文艺的审美特性，提倡审美超越精神，比在任何时代都更有紧迫和重要的意义。

再次，精神生活不只是限于审美的领域，哲学、宗教、道德无不关涉到人的精神生活，但惟独审美却把精神生活中的理性层面与感性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人们在领悟什么是应当的生活时不受理性的强制而可以凭感觉经验获得、在感性愉悦中领悟，从而达到他律与自律，理性的说服和情感的体验两者之间的高度的统一，这就使得美不仅人人乐于接受，而且这种通过对美的直接感受和亲身体验所获得的人生启悟、人生理想，比之于任何理性说教更能深入人心、影响持久，并更有可能内化为自己行为的动机和目标。因而使得文艺在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人的整个人格塑造方面，具有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取代的价值，所以康德把审美看作是“一种享乐的方式同时又是一种修养”（13）。而文化主义则把两者对立起来，强调审美就是“消费和放纵”，强调“在那里他不再反思自己，他沉浸其中并在其中被取消”（14），这不仅从根本上否定了人有一个接受社会文化塑造、以求自我完成的任务，而且还竭尽全力地去提倡放纵欲望，这岂不是在把人进一步向物化和异化的道路上推进？！

三

因此，在当今我国文艺理论界两种观念和理论的对峙中，我是坚定站在审美主义这一边的，这除了我自身的价值取向之外，还出于我对文艺理论品格的一种认识。所以，这里我想再花一些篇幅来谈一谈这个问题，因为上述两种观念的对峙的出现，也与对理论性质和品格的不同理解直接有关。

首先，我认为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不同于自然科学，它不仅有知识的成分，而且还有价值的成分。所以它不纯粹是一门科学，凭着事实就可以验证它是否是真理；同时还是一种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带着理论家本人对于文艺的理解和倡导的性质。“文学是人学”，它以人为对象和目的，所以当今人们的生存状态，人所缺乏的和需要的是什么，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问题，也就自然成了理论家在评判文艺现象、阐述自己的观点时所首先应该思考和解决的。由于理论家本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以及对人的现状和人生的目的等认识和理解的不同，即使面对同一文艺现象也会作出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解释和判断；完全价值中立、不偏不倚、纯客观的理论是没有的，自古至今，所有的文艺理论无不都是这样。但尽管如此，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知识与价值这两者还是可以统一起来的。那么如何统一呢？我们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知识应是基础，即凡事科学的文艺理论都首先应立足于现实，从客观、全面、正确地掌握现实的发展规律出发，来提出我们自己的理论观念，否则就会陷于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因此，尽管理论家本人在人生、艺术等问题上都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并不等于说各种价值观都同样是合理的、正当的，是无可争议的，只有当这种价值取向与客观规律达到一致时，方才值得肯定。所以我们如果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对现实的科学把握出发，并以此为依据来确立自己的价值取向，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可以缓解不同价值观念所造成的认识对立，而使彼此在理论上逐步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而科学地把握现实，不等于消极的认同现实，因为，现实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像布洛赫所说，它总是处于“尚未”的、未完成的状态中，是历史发展这一否定之否定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它最终的归宿。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远非就是人类历史上的理想社会，所以，不仅在今天生活中合法的（法律允许），并非都是正当的（道德认可），而且现实的合理性也不等于历史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评价社会现象时除了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尺度之外，还要有一个历史的合理性和道德的正当性的尺度。这样，我们看待问题才能高瞻远瞩。根据马克思提出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时代”（15）这一社会理想，我们认为惟有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最高的、也是最终的目标。文化主义显然缺少从这样一种前瞻的眼光和人文的情怀来考虑文艺问题和确立自己的评判原则，如有学者回答人们批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口号的偏狭和与当今群众实际需要的脱节时说：“没有享受日常生活审美化不等于不想享受”，似乎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观念就是人所要最终追求的理想生活。这样，前瞻的眼光和人文的情怀也就无从谈起，从而也极大地削弱了他们理论的理论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