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与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现代审美功利主义的又一重要特征。而由于关注审美对于情感的宣泄和升华作用而重视美育、倡导美育甚至实践美育, 则是这种审美功利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集中体现。

    三、沟通中西美学的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美学是在中西和古今的交汇点上产生和发展的, 而王国维所提出的一些划时代的美学命题或观点也就是中西思想文化碰撞和交汇的产物。值得注意的是, 他所做的融合中西古今的工作并不是被动或盲目的, 而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自觉行为。他对于中国美学现代转型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理论, 而且还在于探索并形成了沟通中西和古今的方法论。
    前面已经提到, 王国维主张学术独立论的一个论据是叔本华关于“人是形而上学的动物而有形而上学的需要”的观点, 既然人皆有追求形而上知识的本性, 那么这种普遍的人性观也可以反过来击破学术上的“中外之见”。在王国维看来, 对于宇宙人生问题的解释是学术的目的,无论这种解释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 “其偿我知识上之要求而慰我怀疑之苦痛者, 则一也”, “学术之所争, 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而在是非真伪之外掺杂国家、人种、宗教的偏见, 那是“以学术为一手段”。因此他说: “未有不视学术为一目的而能发达者, 学术之发达, 存于其独立而已。然则吾国今日之学术界, 一面当破中外之见, 而一面毋以为政论之手段, 则庶可有发达之日欤?”32 由此可见, 在王国维心目中, 学术独立论同沟通中西学术的思想是一致的。
    沟通中西学术自然有一个出发点, 这个出发点就是王国维意欲解决的本土问题。王国维从德国现代哲学家、美学家那里引进了许多哲学、美学思想和方法, 但这种引进决不仅仅是一般知识层面上的介绍, 而是试图解决中国当时一些知识分子(包括他自己) 的生存困境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思想文化启蒙问题。
    首先是人生苦闷的问题。苦闷首先是王国维自己的人生问题, 他体质羸弱, 性情悲观忧郁,又喜好追问人生终极问题, 所以喜欢上了叔本华的哲学。由这种哲学, 他推而广之地认为当时中国社会人生的苦闷源自于“生活之欲”。他意识到, 人受功利欲求的驱使, 不能超脱利害关系, 这样的人生注定是痛苦的。于是, 他倡导研究哲学, 主张以人生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学术独立; 竭力推崇审美无利害性和美是形式等现代性美学观念, 而审美、艺术和美育就是由此而获得独特价值的。因此, 他引进和主张的哲学的形而上价值、美和艺术的独立性、教育以培养“完全之人物”的宗旨、美育的促使人的情感满足和升华等等, 都围绕着超越功利关系、摆脱生活之欲, 最后解决人生苦闷问题而展开的。我们发现, 王国维在吸收西方学术思想时时刻结合着自身的生存经验, 他不是就知识讲知识, 而是要用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来解决困扰他自己的人生问题。惟有结合着自己生存经验来吸收西方现代美学, 才可能使西方的学术思想与本土的学术相交融, 才可能使自己的美学思想具有个性和创造性。同时, 王国维对人生苦闷问题的提出还承续了宋代苏轼以来的那种人生空幻感, 但是, 他结合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思想, 把对人生的苦痛感受建立在个人欲望之上, 并通过对个体欲望的否定, 更加突出了现代思想中的“情欲—人生”问题33。这种美学研究方法对于我们在美学研究中处理引进西方理论、吸收传统思想并落实于自己创造的关系应该是有启示的。
    其次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中如何实现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换。从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 王国维集中研读了一批西方学术论著, 思想受到很大的震撼。他深感中国传统学说的某些不足,也被西方现代哲学和美学所吸引, 并表现出学习西方学术思想的强烈意向。但是, 他学习西方,并不是要照搬, 也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学术, 而是试图借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来实现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创新。在发表于1903 年的《哲学辩惑》一文中他写道: “余非谓西洋哲学之必胜于中国, 然吾国古书大率繁散而无纪, 残缺而不完, 虽有真理, 不易寻绎, 以视西洋哲学之系统灿然, 步伐严整者, 其形式上之孰优孰劣, 故自不可掩也。⋯⋯且欲通中国哲学, 又非通西洋之哲学不易明也。⋯⋯异日昌大吾国固有之哲学者, 必在深通西洋哲学之人, 无疑也。”34 这里, 王国维既提出了学习西方哲学可以弥补中国传统哲学之不足, 而且还以一种全球学术视野肯定地讲, 要弄通中国哲学必须要弄通西方哲学, 只有深通西方哲学的人才可能把中国传统哲学发扬光大。这是何等的眼光和气度! 王国维不仅这样说, 而且也这样做。他凭着良好的国学底子, 在哲学和美学领域努力以西方学术来阐发中国传统学术思想, 并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成就。叶秀山曾评价说, 王国维“是我国在专业哲学问题上开创中西哲学交流、贯通的先驱者之一”35。而从美学来看, 王国维也是如此。
    发表于1903 年的《论教育之宗旨》, 是王国维第一篇论述美育的文章, 其对美育的论述就是把“孔子言志, 独与曾点”, 以及孔子讲的“兴于诗”、“成于乐”同德国的谢林、席勒的美育理论并举、互释。在《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 先从介绍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入手, 转而以西方的上述理论来阐述孔子的美育思想。他指出, 孔子教人, “始于美育, 终于美育”; 除了采用诗教和乐教外, “尤使人玩天然之美”, 以“涵养其审美之情”。他把孔子率弟子在自然中吟咏的境界比作叔本华的“无欲之我”、席勒的“美丽之心”, 还用席勒的“在法则中获得自由”的观点来阐释孔子的“安而行之”。王国维还善于用西方的美学理论来阐发中国的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 前者如《人间词话》, 用德国古典美学的主客体观念来阐述自然景观审美中“我”与“物”的关系; 后者如《红楼梦评论》, 用叔本华的哲学美学来阐发这部小说的意义和价值。用今天的眼光看, 王国维的这些阐释性研究难免也有牵强之处, 但是, 他的这些努力为后来中国现代美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典范: 即以西方现代美学来阐发中国传统美学, 使前者在与后者的沟通中实现现代转换。
    王国维美学研究还试图解决国人的启蒙问题。王国维发现, 美学作为感性之学, 可以在提升国人的人生趣味方面发挥作用。王国维讲对人生的慰藉并不完全是悲观厌世的, 在这一点上,他与叔本华不同, 而更接近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所以, 引进西方现代美学和美育理论, 提出“无用之用”, 重点仍落脚在一个“用”字上。在《去毒篇》中, 他表达了以无用的艺术来根治国人吸食鸦片嗜好的“用”的观念, 这个“用”, 实际上是通过解决人生的苦痛来解决社会现实问题。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改造和提升“国人之趣味”。在1904 年谈到文学与教育的问题时, 王国维提出了精神高于物质的观点, 并对我国民众的文学趣味低下提出了批评。他接着说: “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 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 求之于宗教欤? 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 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 美术之匮乏, 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 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 故我国人之嗜鸦片, 有心理的必然性, 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 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 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夫物质的文明, 取诸他国, 不数十年而具矣, 独至精神上之趣味, 非千百年之培养, 与一二天才之出, 不及此。而言教育者, 不为之谋, 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36 由此可见, 王国维沟通中西美育思想的出发点是要用艺术和美育来改变和提升国人精神趣味,以纯洁社会风尚, 实现国人精神世界的重建。
    总之, 王国维在中西美学思想交汇点上所做的美学研究显示出强烈的本土问题意识, 这种本土问题意识促使王国维在吸收西方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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