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全面地论述了人的性情在审美体悟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性情的摇荡不仅是审美体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使审美体悟以一种激越的过程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性自命出》的作者把审美体悟体当作“反善复始”的一个重要途径，把美学思想与天命论结合起来，依托性情，回归天命，提升自我，与《中庸》《孟子》具有内在关联，使儒家的美学思想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关键词：性自命出  性情  审美体悟  反善复始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性命之学、心志之学，构建起了“天→命→性→情→道”的心学贯注、存有、转化、推进、物化的模式，是对孔子本体论的转进、深化和提高，而且其美学思想也超越了孔子。《性自命出》的美学思想依托于性情，生发于心志，摩荡于悲忻，“反善复始”，把审美提升为体认天命的重要途径，磨砺性情，回归自我，具有十分深刻的美学史、哲学史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一、审美体悟是性情外化的形式 

孔子的美学思想视善为美的根本，是其“仁学”的自然延伸。在《论语》中，美是“个体的心理欲求同社会伦理规范两者的交融统一”。[1]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孔子认为人的“性”与“天道”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神秘之物，存而不论，因此，他对人的“性”“情”几乎没有展开任何本质上的讨论。[2] 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了，在其美学理论框架中社会伦理规范压制个体心理欲求的态势 [ 孔子思想的根本性路径，在于给人的天性中灌注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伦理规范，“学而时习之”，（《学而》）“举一反三”，（《述而》）并使之深入到人的灵魂之中，以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出神入化的修养取代天性，或者说，与人的天性融为一体。这就是“仁学”的实质 ]。但是，在《性自命出》这篇不到1600字的短文中，作者就提到“性”字24次，提到“情”字20次，系统地论述了“性”、“情”在主体性中各个层面上的存有形态、转化和归依的状况。这在哲学史上是对孔子思想的调节和补充，在美学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发展。

值得深究的是，作者从本质上继承了孔子“性”与“天道”下注于主体的思想，肯定了“性”的天赋性、先验性和本原性，但同时他又淋漓尽致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把“性”界定为一种生命的动力，使之外化在一切实践的层面：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教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教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性自命出》第9、10、11、12简 ）[3] 

而这种生命的实践性外化，又自始至终都是与“情”胶着在一起的：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第2、3简）

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生于性。（《性自命出》第39、40简） 

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是生命的力量；情是性的激发、摇荡，是性命的飞动：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第2简）

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性自命出》第29简）

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性自命出》第42、43简） 

挖掘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从而在儒家哲学体系中，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人的喜怒哀乐，是情感摇荡的结果，而艺术的审美体悟，则是情感的升华：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性自命出》第15、16简）

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性自命出》第23简）

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性自命出》第32、33简）       

艺术的创造只有来自人的真实情感，才有可能感人至深。在作者看来，这正是《诗》、《书》、《礼》、《乐》经久不息、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艺术是情感摇荡的结果，至真至纯的性情是艺术赖以打动人的心灵、唤起人的美感之关键所在。人的生命本体，受到外界事物的诱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情感摩荡而导致艺术精神和审美体悟的生发，本来就是人更为圣洁、更为真诚、更富有审美意境的存有方式，是生命本体至圣至神的必需。这种论述在《论语》中是没有的。它们标志着中国美学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学史家刘纲纪先生指出：“情感的表现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核心。”[4] 从此以后，《乐记》的“情深而文明”，《诗大序》的“吟咏性情”，刘勰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都莫不导源于此，基始于此，而且源远流长，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以性情为动力，以骨气为主体，生生不息的传统。 

二、审美体悟是一个激越的过程 

潜心阅读《论语》，我们感到的是孔子在理论上的冷峻气息，“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中庸”的力量：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孔子的这种中庸力量，并不仅仅是以某些词句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以一种理性精神，透入骨髓地融化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承认矛盾、又使矛盾和谐化的辩证法，是

春秋末期一个没落贵族对往日辉煌的流连，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在宗法制笼罩下的中国人之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高度概括。《性自命出》的作者彻底地继承了孔子的中庸精神，并且是把这种精神贯注到了他的“人学”理论的框架之中，作为固定心志、体认天命的首要人生准则来立论的。应该说，这是先秦儒家的共性： 

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不有夫简简之心则采。有其为人之简简如也，不有夫恒殆之志则慢。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拙拙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有其为人之快如也，弗牧不可。有其为人之愿如也，弗辅不足。（《性自命出》第44、45、46、47、48简）

身欲静而毋憾，虑欲渊而毋伪，行欲恿而必至，貌欲庄而毋拔，欲务齐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释而有持，忧欲敛而毋闷，怒欲盈而毋盖，进欲逊而毋巧，退欲慎而毋轻。欲皆文而毋伪。（《性自命出》第62、63、64、65简） 

但是，《性自命出》一文在哲学的框架上具有深刻的矛盾。亦即，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坚持孔子的伦理道德，并始终以这种伦理道德来统领、宰制人的性情，另一方面当他面对人的性情时，又不得不如实、客观地加以描述、阐发，出现了客观描述大于理论思想的状况: 

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侵杀，其烈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深郁滔，其烈则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性自命出》第29、30、31、32简）

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性自命出》第50、51简） 

在这里作者空前地强调了情的重要性，已经把“真情”升格为衡量一切视听言动的标准，与孔子的“中庸之德”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哲学本来就有真性、真情存有的空间，是儒家赖以存有、发展的基础，具有巨大的生命力；[5] 另一方面也透露了思孟学派何以最终携带着“性”、“情”、“气”等具有强烈个体化色彩的范畴，走出孔子理论架构的秘密。这种矛盾是性情与伦理的矛盾，是个人与关系的矛盾，也是自由主义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古今中外思想史上都概莫例外。其深刻的理论启示是巨大的。

事实上，这种矛盾并不仅仅是理论在情感面前无能为力的问题，笔者以为，还有其深刻的哲学根